今年农历新年前夕,冠状病毒悄然来袭。当时,没人预料到病例会排山倒海而来,很快地,本地疫情就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全国抗疫将近一年,站在最前线的医护人员全力投入,他们沉着冷静地检测与治疗病患,在与病毒共处的日子里,高度体现了无私无畏、全力以赴的专业精神。


医者脱下防护装备 全身湿透双手皱得像梅干


神经内科医生张福伦(48岁)记得双溪登加客工宿舍成为冠病感染群后,首次踏入宿舍内的隔离区,面对眼前上百名客工的那一幕。


他说:“我看到了好几百人,我们却只有三个人,我顿时感受到问题有多么庞大。”


本地规模最大的双溪登加客工宿舍于今年4月4日成为感染群,7月18日脱离感染群名单时,确诊病例共计2203人。


张福伦是新加坡国立大学医院自愿派驻双溪登加宿舍的200人之一。他与队友从排查病例到教育客工如何防疫,乃至医治其他疾病,在4月中至8月中那漫长的四个月里力挽狂澜,把客工确诊人数压低。


身为这项任务的医疗领队,张福伦经常与同事到疑似或确诊客工的住处为他们看病。虽然客工通常是大批地到宿舍一楼来看病,但医生也会不时到客工的房间去,检查他们的手部卫生是否到位。


张福伦说:“许多人会问,为什么要派驻宿舍?叫别人去不就好了吗?但志愿者的想法是:我不去,那谁会去?”


当时脚有点问题的张福伦得用拐杖走路,客工都叫他“拐杖医生”。他说,拐杖的另一个用意是让客工记住他,让客工知道他会陪着他们渡过难关。


从害怕看医生,到积极求医,到想快点检测好早日复工,随着医生耐心取得客工的信任,客工也重拾了信心。


与张福伦并肩作战的运作领队陈昭楷(53岁)说,各专科的医生和医院其他职员不分职位高低,齐心抗疫,让他印象深刻。除了医疗,团队也代客工向宿舍业者反映伙食、网络与汇款等问题。


陈昭楷在国大医院担任医药事务(教育)主任,在双溪登加宿舍负责运作事宜。他说,大伙每天穿着个人保护装备,在烈日下大汗淋漓,裤管总是贴住大腿,脱下手套后,满是汗水的双手总是皱得像梅干。过往的日常,如今成了满满的回忆。


全岛客工宿舍的抗疫工作现已交由人力部旗下的“保障、关怀与接触小组”负责。


陈昭楷不久前回双溪登加宿舍查看情况。他说,他并不怀念那个地方,只是想确认团队打下的基础得到延续。


“回想起来,那是最糟的时刻,却也是最美好的时刻。”


目睹冠病病人变植物人 年轻医生大疫之后想结婚 


在新加坡中央医院隔离病房区工作过的无数个夜晚,邓杰文医生还记得一名感染冠病的大叔,跟邓杰文的医生前辈在病房里聊天的那个晚上。


那名大叔呼吸困难但不愿插管,经邓杰文与前辈劝说才同意,没想到之后他的病情继续恶化,最后变成植物人。


邓杰文说:“我还记得他上气不接下气的样子,花了一个半小时说着与冠病无关的事情,聊着人生。你总会记得这些病患。”


29岁的邓杰文从剑桥大学毕业后在英国行医一年,回国工作不久冠病疫情就在全球暴发。刚好派到传染病科的他,随团队迅速投入了抗疫。


从新加坡第一个病例,到首个社区病例,接着客工病例突然暴增,每一波的病患,他都接触过。


他还记得每天工作12小时、为了防疫只能独自在一个角落用餐那段时期,对体力与精神的耗损。所幸资深医生对抗病毒的勇气,给了他不少力量。


冠病导致的后果呈现两种极端,有人完全没事,有人却面临死亡。为了安全起见,政府重启经济活动也是小心翼翼。


邓杰文说:“或许我们有控制疫情的其他办法,但为了保护少数弱势群体,不能完全开放。要知道界线该如何拿捏,并不容易。”


他透露,自己也因疫情与英国籍未婚妻分隔两地将近一年,直到最近政府让外籍未婚夫妻申请短期探访证来新,两人才能团聚。


他们原本打算今年9月结婚,但未能如愿。问及明年有何个人心愿,邓杰文说:“我当然是希望能结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