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实说，政府刚推出的“合力追踪”手机应用时，我并没有第一时间下载。
这不完全因不信任官方应用或担心个人隐私被侵犯，更多是自己一开始对这个“接触者记录”的概念、功能和目的欠缺了解，之后一段时间也觉得似乎没必要使用。直到进入冠病阻断措施后解封第三阶段前，一些地点强制要求公众以“合力追踪”登记，我在一次要入场看电影前才下载应用。
相信对许多后来才下载合力追踪或到民众俱乐部排队索取便携防疫器的国人来说，他们很可能也因为新加坡是否顺利步入解封第三阶段，很大程度取决于合力追踪的普及，而像我一样终于接受这个新“江湖规矩”。
其实，一些原本对隐私问题有顾虑的人，是在主管智慧国事务的外交部长维文医生保证“合力追踪”应用或记录器没有设置全球定位系统，相关数据也只会用于冠病追踪后，才卸下心防。
从一开始有网民联署请愿反对合力追踪，到如今78%的国人已使用，政府在说服人民方面可说下了一番功夫。然而，任何猜忌之心，也随时可决千里之堤，过去两天，提到“合力追踪”数据可用作刑事调查后，随即引起网络热议。
因此，维文昨天得再次在国会解释“合力追踪”数据使用，并交代他之前解释数据使用时，为什么说只用于冠病追踪，没有谈到刑事调查。
在刑事诉讼法下，警方向来有索取数据以作刑事调查的权力，而这也包括合力追踪数据，警方也已在调查一起谋杀案时使用过数据。维文坦言，他在去年6月的一次记者会上说合力追踪只限于冠病追踪时，忽略还有刑事诉讼法。
他昨天也请在座议员为他做人格担保，“我想大家都很清楚我的为人，我一向有话直说，之前真的没有想到这个层面。”
“后来发现时，我有好几个夜晚彻夜难眠。我甚至想：应不应说服国会同僚修改法律？”
维文昨午的发言原本不在议事日程上，连国会反对党领袖、工人党秘书长毕丹星提问前也说，自己没有料到部长会在国会再提及这个课题，本来没有准备提问。
维文说，若围绕合力追踪有任何疑虑，政府都应好好正视，不该闪躲。
他也保证，疫情结束之后，当无需再追踪病例时，政府会停止合力追踪的使用。
欲思其利，必虑其害，从民众的角度来看，技术可能被误用，而把合力追踪当成天使还是魔鬼，对一些人来说也只在一念之间。不只是合力追踪，昨天国会在为枪支、爆炸物和武器管制法案进行二读辩论时，针对3D打印枪支技术的利与弊，议员就也有不同考量。
例如，虽然多数议员都认为，枪支3D设计图纸若轻易能透过“暗网”取得，会造成安全隐患，白沙—榜鹅集选区议员杨涴淩则提到本地一群软弹枪（Nerf gun）爱好者的不同关注，这种发射海绵子弹的玩具枪可用3D打印零部件。她指出，人人造枪没有那么容易，但若法律过于限制3D打印技术的发展，或会打压另外一些人的创意空间。
至于合力追踪，维文昨天进一步解释，当初政府苦苦说服国人下载应用时，其实也有一批人质疑为何这么“leceh”（马来语，意指麻烦），不如强制大家使用？意思是，如果政府真的要像“老大哥”般用数据监督大家的行踪，那一开始就以强制的方式规定人人使用合力追踪好了。
朝野议员大多也满意维文昨天的说明。工人党议员严燕松虽一连向部长提了好几个艰难的问题，但他之后向在座议员表明自己是合力追踪的支持者，之前不断鼓励居民下载应用，更希望看到它成功普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