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个孩子被绑架了，绑匪没有留下任何证据，唯一的线索是孩子随身携带的“合力追踪”防疫器，你是否同意使用里头的数据？
这个假设性问题，虽稍显夸张，但一语道破了立法者在决定是否动用追踪数据来破案时，所面对的道德矛盾。
在正常情况下，执法人员理应动用所有数据来进行调查，不论这些数据的实际功效，因为即使是再微不足道的线索，也可能成为破案关键。
但在疫情期间，若允许合力追踪数据用作刑事调查，个人对隐私的顾虑可能影响整体使用率，妨害我国的抗疫工作。
21名部长和朝野议员昨天就冠病（临时援助措施）（修正）法案进行辩论，核心争论点便是如何同时顾全公共安全和公共卫生。
主管智慧国计划的外交部长维文医生发言时，引用南洋理工大学黄金辉传播与信息学院教授汪炳华的话，形容这是“对与对的抉择”。
缓解用户对隐私的担忧、提高“合力追踪”使用率以避免冠病感染群形成，是对的。但保护大众免受罪案伤害、解救被绑架的孩子，也是对的。
如果说错在哪里，那大概是政府当初推出“合力追踪”时没有及时说明它受刑事诉讼法约束，以致如今深陷两难抉择，既要维护公众参与合力追踪的信心，又不能太影响保护国家和人民安全、打击罪案的工作。维文昨天也多次认错，强调自己负起全责。
虽说这是一场不愉快的风波，不仅让执政党失分，也多少影响了我国的抗疫情绪，但朝野为此展开的五小时辩论，也算是塞翁失马，深入探讨数据收集与使用上的道德尺度，提升我国看问题的高度。
代议士昨天就从各角度切入，谈论大数据时代，要如何在改善公共利益和维护个体权利之间作权衡。
例如，部分执政党议员认为，数据的用途并非症结，而是握有数据的机构能否负责任且合法地使用，如我国警队向来被视为可靠和高效。
但国会反对党领袖、工人党秘书长毕丹星的看法不同。他指出，如WhatsApp隐私风波所显示，人们对科技工具及掌控这些工具的机构的信心，可在一夕之间消失，并转为怀疑和反感情绪。而在这个信息瞬息万变、假新闻迅速传播的时代，这种情绪须被认真看待和正视。
争论归争论，维文透露，过去一个月，有350人要求当局删除他们的合力追踪数据，但同期也有超过39万人加入计划。
“我从中得出的结论是，国人明白我失言了，但他们也相信合力追踪系统是安全的，相信它会做该做的事，保护公共健康，他们也信任警方会守法。”
可见，政府愿意通过修正法案来加以保障，但没有完全让合力追踪数据免受刑事诉讼法约束，其实体现了对国人的信任，相信多数人在“对与对的抉择”中不会意气用事。
而不意气用事、理性负责，也是工人党在此次辩论所展现的。毕丹星说，尽管该党倾向将合力追踪数据限制在病例接触者追踪上，但考虑到修正法案能更好地保障国人隐私，因此给予支持。
他还为合力追踪打广告，发言到最后直视正在直播的镜头，强调工人党所有人已下载该应用，呼吁国人以整个社区的安全为重，参与合力追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