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廷方综合医院首席医疗社工苏玮玲说：“如果孩子原本的经济负担已经很重，父母津贴减少可能会给他们带来额外的重担。但扣除终身健保和保健储蓄索偿后，如果还是负担不起医药费，可以向医疗社工求助。”
因父亲早逝，加上母亲曾跌伤住院，张耀文婚后决定继续跟母亲同住。
从事金融业的张耀文（32岁）受访时说，61岁的母亲退休后，曾因跌伤腿在新加坡中央医院C级病房住了数日。她当时已经没有收入，因此获得最高的80％津贴。
明年中，急症医院津贴框架将改以住户人均收入计算，而不是沿用多年的个人收入。
这虽然是为了更好地照顾家庭负担较重的人，但对于早已退休却跟成年孩子同住的年长者来说，却未必是好消息，因为他们的收入原本是零或很低，但现在却要把孩子的收入算进去。
以张耀文为例，他与妻子都从事金融业，月薪加起来达1万6000元，一家三口的住户人均收入为5333元。这意味着母亲的急症医院津贴将从原本的80％减少到50％，自掏腰包的医药费因此会增加。
张耀文说：“如果我和妻子搬出去住，母亲就能继续享有80％津贴，不过她年纪大了，我不放心让她一个人住。虽然医药费会增加，但我和妻子仍应付得来。”
腾出更多津贴分配给弱势者
跟孩子同住的年长者不算少。根据杜克—新加坡国立大学医学院2017年的调查，60岁及以上本地居民中，有近两成跟孩子同住。
一些公众担心，新的津贴计算方式会增加孩子的经济负担，甚至促使孩子搬出去，好让退休父母获得最高津贴。对此，新加坡国立大学苏瑞福公共卫生学院全球卫生方案主任林方源副教授认为，从政策角度来看，调整津贴框架是有意为之。
“这正是为了把部分医疗成本转嫁给经济能力更高的成年孩子，从而腾出更多津贴来分配给其他民众。不过政府必须谨慎调度，以减少孩子为此不再跟父母同住的情况。”
黄廷方综合医院首席医疗社工苏玮玲解释，从个人收入改为以住户人均收入计算津贴，是为了简化从急症一直到中长期护理整套服务的支付能力调查框架。她认为这个做法其实更为公平，也不会让病患感到混淆。
“如果孩子原本的经济负担已经很重，父母津贴减少可能会给他们带来额外的重担。但扣除终身健保和保健储蓄索偿后，如果还是负担不起医药费，可以向医疗社工求助。”
圣安德烈社区医院总裁罗溢欣医生则指出，以住户人均收入评估支付能力和计算津贴，不是唯一的经济援助方式，人们不应独立看待。
“除了医疗津贴，还有终身健保和保健基金（MediFund）等安全网。计算索偿后，剩余的医药费还可用保健储蓄支付。”
再加上B2和C级病房的津贴统一成50％至80％，根据卫生部的估算，大部分病患需自掏腰包的医药费不会增加，大约三成人均收入较低的家庭，医药费会变少，减幅中位数为150元。不过，15％的家庭医药费会变高，增幅中位数为200元，他们主要是人均收入较高的家庭。
至于医院专科诊所方面，高人均收入群体的津贴也会减少。住户人均收入在3300元以上但不超过6500元者，津贴将从目前的50％减少到40％；超过6500元者，减少至30％。直接向专科诊所预约的私人病患，则不受影响。
高收入群体津贴减少 学者：有能力者应承担更多
卫生部高级政务部长许宝琨医生上个星期在国会拨款委员会辩论卫生部开支时解释，年长者增加的医药费，一部分可由建国一代和立国一代津贴抵消。
一些较高收入病患觉得此举对高收入者有欠公平，但林方源提醒，有能力承担更高医疗成本的人就应该这么做，因为这是国家的基本原则。
苏玮玲也说，高收入群体的津贴减少，与我国累进式的税务制度是相同的道理，“收入较高者须缴更多税”。
根据新加坡统计局上月公布的《2020年住户收入主要趋势》报告，受雇居民住户中，人均收入超过3300元者占将近一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