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外劳为日本经济“输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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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稿

日本政府想方设法要为经济注入活力，可是无论如何使力，终究面对人口萎缩这个铁一般的事实，各行各业劳动力青黄不接的情况，仍然持续恶化。

2020年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日益逼近，不久前又获得2025年大阪世界博览会主办权，日本社会的人力供应面对非常巨大的压力。

安倍政府于是快刀斩乱麻，迅速于12月8日在参议院通过扩大外劳法案。日本放宽了引进外劳的限制后，今后五年将能从亚洲发展中国家吸纳34万名外劳。

日本对于签发工作准证给外国人向来十分严格，在12月8日国会通过放宽外劳管理法之前，只开放让医疗、学术和厨师这三个领域的专业人士申请。目前，在日本工作的128万外籍人士当中，持工作准证者仅两成，其他都是“走后门”的；其中，制造业占了33%，饮食和服务业占25%。

1990年代初，日本推出“实习生”制度，宗旨是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技能训练，政府鼓励农业、渔业、建筑业、食品工业、缝纫业等，为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实习生提供学习机会，将技术传授给第三世界国家。这个制度发展到后来，竟然成了引进外劳的巨大“后门”。

其实在推出“实习生”制度之前，日本早有一个借提供学习机会来吸纳外劳的名堂——“留学生”。1980年代，日本推出“10万人留学生政策”；2010年代，这个政策将目标人数增加到30万。由于人口持续出现负增长，日本各大学府都到海外招生，留学管道因此成了日本吸纳外劳的“旁门左道”。

日本学生支援机构的统计数据显示，日本境内的留学生去年有26万7000人。日本劳动部门的调查数据也显示，持求学准证的留学生去年有26万人，他们在求学之余也打工。

日本《经济内观》杂志依据这些数据判断，教育部准许留学生每周限28小时打短工；这实际上间接在为国家提供劳动力。

有需求就有供应，关东地区一家受委为专校招揽学生的业者，被法务部门揭发是挂羊头卖狗肉，它所引进的都是要到日本打工的“假留学生”，这些人过去曾经以“实习生”身份入境。这些现象一再反映留学生制度遭滥用，成为外劳入境的“后门”。

日本近年积极筹备2020年奥运，更深刻感受到人手不足的压力，从建筑、旅馆到餐饮等行业都遇到前所未有的劳工荒。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谈论国家经济发展时，一再提到日本人口连续九年出现负增长。今年7月，内阁针对“人口与劳动力”这个基本课题召开会议，会上同意提出一个扩大引进外劳的关键方案。这是日本战后第一次决定就接纳外劳正式立法。

内阁会议报告指出，日本人口高度发展期是战后不久的“婴儿潮”，1947年至1948年的三年内，新生儿达800万人。这些被称为“团块世代”的人口成了日本经济崛起的主要动力。第二波婴儿潮在1970年代，但此后新生人口逐年递减，后来甚至出现负增长。社会少子化和超高龄化现象日益严重，即使当局想方设法吸引女性和老人回归职场，也难以填补劳动力的缺口。

日本中央银行行长黑田东彦在有关法案辩论期间也拉响警报说：“加快扩大外劳政策对日本实现可持续的长期发展至关重要。”

日本最大经济团体日经连也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预测指出，日本人口减少必将拉低国内生产总值（GDP），到了2057年经济可能萎缩24%，可见劳动力不足将对国家经济造成严重威胁。

经济界一致认为，只有引进更多外来人力的国家，前途才会光明。安倍政府于是指示法务部门在年内出台一个可名正言顺扩大引进外劳的法案。此外，还定下具体目标，即到2025年要引进50万名外劳，并确认可获得外劳支援的14个领域，包括护理、建筑、餐饮、农业、渔业，以及造船业等。

不过，为了缓和反对声音，安倍政府最终将引进数目从原本的50万人减至34万5000人，并将外来蓝领工人的居留资格分成两种，最长五年以及可延长的每次10年；只有后者可携带家眷入住日本。

在审议法案时，安倍强调：“这不是移民政策。”

日本舆论认为，安倍是为了留后路，唯恐一旦开放就难以收回。换言之，这道法律虽然是打开了门户，但严格来说，只是对外国劳工打开了“半扇门”。

开门难不开门也难

日本社会对扩大引进外劳的看法两极化。赞成者都以解决劳动力短缺为首要考量，中小企业和人手严重不足的护理行业，尤其欢迎这项新政策。

日本护理业面对严重的人手荒已有多年，东京地区一家养老院负责人说：“近几年，要在国内物色人手不容易，即使调高薪水也没用。如果能开放门户引进外来人才，这个行业就有救了。”

《读卖新闻》报道，日本政府已经同东南亚国家如印度尼西亚和越南等签署了人力协议，今后五年，日本准备从这些国家为老年护理业平均每年引进1万人。

不赞同政府引进外国劳动力的人表示，担心外国人难以融入日本社会，导致社会矛盾和摩擦。尤其是在欧洲多国排斥外劳和移民的这个时候，要向来秩序井然的日本社会接纳人数一下子大增的外劳是一个极大的考验。

日本汽车巨头丰田（总部）所在地爱知县是巴西籍和秘鲁籍外劳集中的地区，在当地西尾市的县营住宅区里，六成居民是外籍人。那一区的老居民对于今后会有更多外国人入住极为关切。

退休人士川部国弘多年来一直在协助当地外劳和居民解决问题。他受访时说：“秘鲁和巴西劳工要算是日本引进的第一批外劳了。他们都是早期从日本移居到这些国家的后裔，因为有了这一层关系，政府以为可以让市民安心。但是，引进外劳至今快30年了，我不认为他们已融入日本人的生活圈子。这不仅仅是语言上的隔阂，日本人讲究的是群体，但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我们很不一样。我觉得引进外劳必须从生活层面去考虑问题，不能把他们当成工具、将他们送入职场就算了事。当局有必要为他们的医疗、居住环境、教育等进行妥当安排。”

研究日本战前与战后涉外籍人政策的日本一桥大学名誉教授田中宏，在《世界》月刊发文指出：“日本社会欠缺多元民族共生思维，当局也从不致力于出台人人平等的移民政策，让日本人自觉高人一等。日本从战前的殖民地时代，就有韩国、朝鲜人以劳动者身份入居，但直到现在，他们的子孙在日本仍属于二等公民。在没有公平法律为基础的移民政策下，居住在日本的外国劳工很难获得平等待遇，成为日本社会的一分子。”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数据显示，去年进入日本的外国劳工有40万人，大多从事日本人不愿做的工作。这个数字仅次于德国、美国和英国，在世界发达国家中排第四位，已是一个高度依赖外劳的国家。关切外劳问题的日本专家都认为，在立法扩大引进外国工人时，当局必须让有关法律更具人道主义精神。

秘鲁和巴西劳工要算是日本引进的第一批外劳了……引进外劳至今快30年了，我不认为他们已融入日本人的生活圈子。这不仅仅是语言上的隔阂，日本人讲究的是群体，但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我们很不一样。

——退休人士川部国弘

无良雇主欺压廉价外劳

日本长期以“走后门”方式引进外劳造成诸多弊端，一些业者为了利用廉价劳工而变得无法无天。

11月27日，当日本国会在为修改“入国管理法”热烈辩论之际，为外劳打官司的组织“外国人实习生问题律师连络会”召开听证会，披露雇主欺压实习生的种种黑幕。

在听证会上，来自中国南宁的实习生黄世护（26岁）举起受伤的右手，悲伤地说：“我在神户一家纸皮箱工厂工作，手指在工作时被切断了。住院两个月后，老板和管理单位突然要我签下一个把我解雇的不合理协议书。他们还恐吓我说，如果不签的话，就要带我去警察局。”

律师团展示了黄世护被迫签下的协议书。该会代表指宿昭一说：“这个协议书称他因工伤而无法工作，已失去当实习生的资格，还要他自行解决回国费用。这个协议明显违反了日本劳动法，但雇主明目张胆地这么做，就是仗着实习生不在劳动法保护范围内。以实习生之名引进外劳的制度，就有如蒙上眼睛，任由无良的日本企业走法律漏洞。”

旅日华人甄凯曾在日本引进中国研修生初期，在一家非营利机构工作。他出席听证会时告诉记者：“实习生制度最初是由日本与各国政府沟通后取得的结果，那时的情况并非如此，而是后来交给民间的中介业者去实施后，这个制度就变了样。所谓的实习生制度，目前已经成了日本一些行业取得廉价外劳的捷径。”

甄凯目睹中国同胞受欺压，于是放下本身的受薪工作，全身投入救援外劳的行列。他在中国劳工较多的岐阜县成立一个救援会，还建了一所可让外劳遮风挡雨的房子。起初，前去求助的都是中国实习生，后来随着日本引进柬埔寨和越南劳工，他要帮助的人就更多了。

一名33岁的柬埔寨女实习生在一家缝纫厂工作，她在听证会上说：“我每小时的工资是300日元（约3.7新元），每天早上8时工作到凌晨2时，周末也没休息。”

许多“实习生”在出国前都要给介绍公司或团体一笔数目不小的中介费或保证金。这个女工直斥这是一个剥削陷阱，她说：“中介费3000美元，他们告诉我，去了日本只要两三个月就能赚回这些钱。可是到了日本，我才知道时薪300日元，一个月都挣不到600美元。我还得寄钱回家养孩子，那笔债不知何时才能还清？”

日本女律师大坢恭子正在为多名柬埔寨女工争取平等待遇。她受访时说：“这样的案例太多了，外籍女工的工资不及日本人的一半。工作时间长，在赶工季节连吃饭时间都不让休息，还用监视器监督她们劳动。按照劳动法，日本女工上班都要打卡，可是不少企业看准外籍女工不懂这个规矩，就以手写方式随便记录，很多人做了工却得不到应有的报酬。”

《朝日新闻》最近报道，一名越南女工在一家纸皮厂工作一个月后，发现怀孕了。她说：“工厂立即叫我做出选择，要回国还是将孩子打掉，他们还给了我堕胎药。我不知如何是好，我很想回国把孩子生下，但我走不了，因为欠了一大笔中介费。”

在国会通过最新的引入外劳法案两天后，安倍在记者会上做出承诺，会在明年4月前整理出一套既有法理也具人道精神的外劳条规，不仅要加强外劳入境管理法，也要管制非法雇佣，彻底排除不良业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