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居住在本地的外来社会工作者而言，在一个陌生的环境执行社会服务的任务，似乎难度更高。
一名家庭服务中心社工和一名乐龄护理员与《新汇点》分享投身新加坡社会服务领域的历程和感受。
2008年的金融海啸击垮了全球经济，也彻底改变了一名从事金融业的人回馈社会的方向：他毅然放弃高薪职业，转而投身社工服务，甚至选择完全陌生的环境重新出发。
李明德（34岁）来自香港，两个月前刚成为新加坡永久居民，目前是太和观慈善机构的助理高级社工，在太和观丹戎巴葛家庭服务中心服务了三年半。
他原来的专业并非社会工作。当年负笈英国深造时，他的学士和硕士学位都与金融商业相关。毕业后回到香港，他理所当然的进入金融领域。
当时的他，已经想为社会做点贡献。因为关注人口老化课题，他便通过工作帮助客户为晚年退休生活规划财务，而不只是依赖政府提供的福利。
李明德受访时说：“帮助客户之余，我又能赚钱。这可说是完美的双赢局面吧。”
可惜好景不长，一场金融海啸让他只能无奈看着不少接近退休年龄的客户，损失大半的投资和积蓄。他说：“尽管这是全球金融危机造成的，我却无法消除心中的愧疚感，觉得自己有份将他们推到这步田地。”
来自香港的李明德：
先熟悉情况才帮助别人
就这样，李明德在6年前决定修读社会工作硕士学位。完成两年课业后，他刚好碰上太和观家庭服务中心的主任到香港招聘社工。
他认为，自己已有在国外生活的经验，不妨到新环境发展新事业，当下决定把握机会。
来到新加坡，李明德没想到踏入家庭服务中心，竟会给他带来文化震撼。因为里面的情景和香港的综合服务中心截然不同，“香港总是热热闹闹的，街坊会不时上门聊天，这里却静悄悄的，没多少人。”
初来乍到，他当时更急需克服的是身份问题。由于口音的缘故，他一张嘴说话，其他人就会知道他不是本地人。处理个案时，这成了他和当事人之间不小的隔阂。
他说：“有两三名当事人很显然质疑我，觉得我这个外国人怎么会明白他们的困境，甚至帮得到他们。”
不过，李明德表示能够理解他们的不信任，毕竟他们是来寻求援助的，很多时候已经走投无路，不想增添问题。
为了建立起和当事人彼此间的信任，他努力确保自己了解我国的法律制度，以及不同政府部门的服务范围，给予当事人最恰当的援助和指引。
李明德说：“社会工作讲求的是人与人之间联系，以达到融洽的合作关系。”他套一句以前教授常说的，“社会工作要先社交（social）才能做事（work）”。
来自缅甸的妮拉：
每天都期待与老人相处
另一方面，妮拉（Tin Nilar Wan，30岁）虽然没接受过社会工作方面的专业训练，但是她的护理技能为她在本地开启社会服务的生涯。
她5年前从缅甸来新加坡工作前，是当地的私人护理。后来在朋友的鼓励下，她应聘本地一家私人康复中心的护理工作，两年后才加入触爱家居护理服务（TOUCH Home Care），成为一名乐龄护理员（Senior Care Associate）。
身为乐龄护理员，妮拉主要负责个人护理和卫生的工作，包括协助年长者冲凉和进食等。她有时也会帮忙年长者量血压和分配每天服用的药品，以及进行一些简单的伸展运动。
触爱家居护理服务共聘请90名员工，当中七人是外国人。为年长者配对护理员时，触爱家居护理服务会考虑年长者和护理员是否能沟通。
妮拉起初只能说简单英语，但这些年已经学会说上几句华语，遇上不懂的词汇还会向年长者讨教。碰到会说马来语的年长者，她也听得懂。
和过去在缅甸仰光只负责照顾一人相比，她如今每天最多到六七名年长者的家服务，每次会待上一个小时。
妮拉说，以前在家乡工作有时会觉得无聊，但现在有机会认识更多年长者，她好像多了许多朋友，每天都很期待与老人家相处。
乐龄护理员的服务对象不少是独居老人，护理员可以帮忙排遣寂寞，为年长者的生活带来欢乐。
因此，妮拉通常会花约15分钟和年长者聊天。她说：“他们常年在家，很少有机会出门，即使出门也多是为了去医院复诊。所以他们希望从我那里知道外面发生什么事，我也会耐心分享自己所知道的。”
妮拉的贴心让好些年长者把她当女儿看待。她今年2月曾请三个星期的假期和同乡丈夫回国结婚，有年长者以为她不回来新加坡了，难过得哭起来。
她的故乡在马圭省（Magway），距离仰光要整整一天的车程。由于老家和丈夫的家乡相距也要半天车程。婚礼分两天举行，先是在女方家，一周后到男方家。
得知喜事，有人特地询问妮拉的组长意见，要送妮拉简单的结婚贺礼。妮拉回来新加坡后，还有年长者跟她要结婚照作纪念。
当年是父母鼓励妮拉当护士，她开始工作后也爱上这个职业。她说：“这不只是一份工作，我其实把年长者都当做父母亲来照顾和关心。”
学习新技能 服务新环境
妮拉当乐龄护理员最有惊无险的一次，是碰到年长者在家里跌倒。
当时，她跟随专业护士上门为一名老伯清理伤口和换药。到了门口，老伯刚好在厕所内，便从屋里叫喊，告诉两人钥匙的位置，让他们自行开门入屋。
等了约10分钟，妮拉和护士觉得情况不太对劲，觉得老伯上厕所的时间有点久，便去查看。他们赫然发现老伯光着身子，躺在厕所地板上动弹不得，于是赶紧电召救护车。
妮拉说，老伯平时在上午7时左右冲凉，而她们到他家时已经是上午10时，对方很可能已经受困一段时间，却迟迟没有明说。
她心有余悸地说：“幸好他还能回应我们，不然我们可能以为他不在家就离开了。”
妮拉服务的年长者还包括王国成（67岁）。王国成患有失智症，和妻子住在一起。他行动不便，就由妮拉每天上门帮他洗澡。
参与这项家居护理服务计划，王国成的妻子最开心，否则她一个人应付不来，家里在这段时间也多了一个人陪她聊天。
妮拉早年在缅甸当私人护理，照顾的多是中风病患，平常主要帮忙清理伤口等。来到新加坡，前雇主安排她学习新技能，包括如何安全移动病患、剪头发等。
有别过去，她如今也有机会和年长者一起外出，例如到滨海湾花园赏花，和年长者一起度过愉快的时光。
介绍来新度假同乡做义工
因为觉得陪伴年长者是非常有意义的事，去年，一名男性缅甸朋友趁大学休假来新度假两个月，妮拉就介绍他来家居护理服务中心当义工。
她说：“反正我上班的时候没人带他到处观光，他也乐得接受提议。”这可是朋友第一次当义工，起初他还不会推轮椅，须有人教他，到后来他很享受这段当义工的体验。
虽然妮拉还持工作准证，但是在很多方面她已经受到新加坡潜移默化的影响，回答记者问题不时夹杂着一些新加坡式英语。
对她而言，最大的调整要数个人饮食习惯和偏好。在家乡，她一直是以米饭为主食，从没有吃过面食或米粉等食物。
妮拉笑说：“第一次吃前雇主提供的伙食时，发现是米粉，我都快哭了，觉得吃不饱。”
当事人都有自救能力
社工只是推力
李明德从帮助年长者起步，后来开始接触小孩，进而为社区服务。这些经验开阔了他的眼界，丰富了他的处事能力。他目前除了处理个案，也负责筹办援助计划和活动。
他和活动部门的同事自称“茶壶使者”（Teapotter），象征他们举办的活动像茶包一样，经过“浸泡”后会散发出许多正面积极的价值观。
李明德认为，家庭服务中心应是寻求援助者的避风港。当事人为了解决一个问题上门寻求援助，往往背后还暗藏其他问题，不一定只是经济困难，还有其他方面的需求，因此社工需要花很多时间彻底了解当事人的情况，才能对症下药。
看到当事人建立起自信心，找到生活的动力，是他最大的满足感。而最令他感动的，是当事人彼此之间还会自发地互相帮忙。
他分享道，曾有一名妇女找到工作，可是家里有五个孩子没人照顾，此时另一名妇女主动伸出援手，让对方能放心工作。“这些人的朋友圈子很小，所以他们和在家庭服务中心认识的朋友能做到互助互信，让我很感动。”
李明德也特别关注弱势孩童的学习进度。他说：“教育是打破贫穷恶性循环的最好方法。社工都不希望他们长大了，像父母那样回来寻求援助。只要给予机会，他们也有光明的前途，成为未来的领导者。”
尽管不少同行认为香港的社工制度较为完善，李明德从不认同，也不刻意比较。他说：“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学习彼此的优点，因为没有一个解决方案能够百分百适合每一个国情和环境。”
他认为，新加坡的优势就是愿意向他人学习，不断改进体制，完善社会保护网。
问起他的工作如何影响当事人，李明德马上反驳记者的说法：“我不认为自己影响了当事人，所谓的影响是当事人自己创造的。他们都有自救的能力，社工不过是提供了推力，引导他们找出答案。
他接着说：“我们是和他们一起走出困境，不只是合作。”那反转弱势群体困顿人生的使命感，全写在他脸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