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慧玲：电话拜年

现在手机短信很方便，除夕到新年期间，WhatsApp的、微信的祝语贺词源源不断，各种图案动漫显示创意，转发了再转发，但是手机本身的电话铃声倒是不怎么响。

我有一部分的生活，还处在“前手机时代”。事实上，二三十年前的关系，都是靠书信往来维系，一字一句，体会时间流动的过程。与一些师长的通讯即是如此，保持联系的方式很传统，但是个人化，感受很不一样。

比起写信，通长途电话在25年前算是奢侈的了。那时，大年初一会打电话跟几位中学和大学老师拜年。但我不是个很会滔滔不绝讲电话的人，再加上大学刚毕业，打长途电话没那么便宜，与回去台湾大学的恩师聊几句后，很快就收线。一般接电话的是她的先生，他听后转给恩师。恩师是我在大学毕业班的论文导师，后来离开新加坡回台大担任教职，也照顾年迈的父亲。我每年都会到台北看望她，新年通电话，更多是礼貌性地拜年。

就这样从我青春年少打到中年，有一天我再打电话去，接电话的已经是恩师本人。她的先生故去，两人没有孩子，家里就只剩下恩师自己，这个年初一的电话特别难打，不知道如何说才不触动她的孤独之感。又过了几年，恩师渐渐失智，在电话另一端已不认得我。是过年吗，她说，这年与我无关，我天天都在过日子，过年没过年都一样。

她话说得直接切实，“智”并未“失”，只是让人听后心如刀割。后来年初一的电话愈打愈犹豫了。

还有一位大学老师当年从北京大学来国大担任客座教授，讲的是中国文学史和文学批评。他回北京后，这二十多年来也是通过见面、书信和电话联系。贴邮票的书信现在已经被电邮取代，但是电话偶尔还是通一通。老师研究、出版很活跃，电话里听他的近况，也讲讲和师母到了什么地方讲学、访问，聊聊日常的生活。他也关心我的工作，总是鼓励我多读书。有一年，初一打到初二三都没找到老师，心里着急，后来终于联系上，原来老师和师母过年到另一处小住，也远离电邮。我总算松了口气。

今年打电话去，已经八十几岁的老师有些耳重，但记忆还是很好。我边开着车奔驰在泛岛高速公路上，边给在北京的老师拜年。对着话筒跟他说话，特别注意咬字要清晰，有时候声音传送过去稍微滞后，他那边已开始说话，两边声音交叠了他就更难听清楚。这样通着电话有点吃力，但是单听到声音还是亲切的。后来跟他提到最近台北见恩师的情况，他说，倘若过几年自己也失智不认得我了，不要见怪。

老师说得真切，让人听着心中慨叹，那是这些年流淌在岁月中的师生情谊，而岁月，就这么安静地流逝，再回不来了。

（作者是报业控股华文媒体集团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