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康威：我们与心的距离

每一次敲门、每一通电话，甚至是每一次在殓尸房上前询问之前，我都会花上五秒钟的时间，迅速做一下心理建设，思考如何去接触死者的家属，了解更多关于死者和案件本身的情况。

到了今天，我还是会纠结，我身边的同事都还是会纠结，我相信任何有同理心的人也会纠结。每一次的纠结都是一种不同的拉扯，包括对于受害者和嫌犯家属情绪的顾及，和对于读者以及社会大众想要知道事情真相的考量等等，不论在什么案件中，心中都脱离不了这一种拉扯。

最近身旁的同事都很关注台湾一部名为《我们与恶的距离》的电视剧，剧集通过描绘无差别杀人事件中不同人物的关系和思想，探讨多种社会现象，包括新闻媒体报道案件时的一些做法和背后的争议。这无疑让意外记者产生共鸣，陷入对工作和社会责任的反思。

或许在自己的理想世界里面，恨不得可以隐形，恨不得可以变成受访者肚子里面的蛔虫一样去了解他们当下的看法，而不用去艰难地开口问一些一般人难以说出口的问题。因为在当下，我们完全不知道对方会作何反应，是愿意受访、礼貌地拒绝，还是直接将大门甩在我们脸上？

我相信，我们从来没有秉持着任何的恶意去进行任何的访问，但也了解家属在过度悲伤时可能会有所误解，甚至还可能会做出过激的反应。毕竟一个人说什么，和另外一个人听到什么，可以因为双方不同的心境变成完全不同的东西。这种沟通的不对应，是无法避免的误传和误解。

这时的我会又气恼，又理解，然后使自己深陷矛盾中。同样的，看到有人既想知道更多细节，却又毫无保留地指责我们二度伤害受害者的家属，也算是另外一层难以跨越的矛盾。

然而，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受害者的家属还是愿意忍着悲痛，与我们长谈。我知道这是需要很大的勇气，我甚至无法想象自己也能做到这样。他们会愿意分享，可能是为了发泄，可能是希望征求更多的目击者，可能是希望避免类似事件重演，也可能是希望还原事件的真相。

作为一个中间人，我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安静地聆听他们所说的，仔细记录和报道。我尽力不让自己的情绪去影响判断和客观性，而在完成工作和卸下身份后，心与心的距离能让我们释怀。

或许在很多年以后，这些案件只会成为新闻回顾，或是在统计犯罪数量时才会再度被提起。我也可能已经把案件的具体情节，甚至是干案者和受害者的身份全部都遗忘，但是每一名曾经接触过和采访过的家属，他们的神情和坦诚，都还历历在目。

自己印象最深刻的采访工作，就是在去年访问一名在恐怖车祸中过世的女生的父母。他们起初礼貌地拒绝访问，直到事件发生后的两周，我才成为第一名和他们进行访问的记者。女生的母亲表现出的伤痛如此赤裸，回想起来还是如此揪心。她强忍着伤痛愿意接受访问，只为自己的伤痛能转换成公路安全最真实的一堂课，希望历史不再重演。

联系着我们的是意外或罪案——社会最现实的一面，但是在用心接触和沟通后，内心所得到的一种抒发和释怀，是走向治愈的第一步。这是面对意外新闻的时候，无论是受害人或者是直接面对他们记者，最紧密的距离。

（作者是华文媒体集团新闻中心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