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到新加坡国立大学采访大学举行的与学生的对话会后，感触良多。在活动开始前，我不确定学生会作何反应，他们会否有所顾虑而拒绝向媒体透露会议提到的细节，甚至会不敢分享自己的看法？
然而，我的顾虑明显是多余的，会议开始没多久，就有学生离席以示抗议，并向在场外驻守的记者说明离席的原因。活动结束后，学生们也都大方地分享自己的看法和对学校的诸多不满。即便相机和摄像机一直在拍摄，学生们也丝毫不胆怯扭捏。
老实说，我不应该低估这些国大学生的，毕竟自己离开校园也没有多久，而学生时代的自己也是如此的“反骨”，得不到满意的答案，大概也会“跳起来”，然后开始发表自己的看法与批判。
我在不久之前的《晚餐时间》专栏就写过，年轻人由于不是社会既得利益者，因此更愿意推动社会规则的变化，不同历史时期和国度的学生运动也应运而生。古人也说过，初生之犊不怕虎，或许在那样的年纪，还有捍卫真理和正义所需要的勇气（或傻劲）。
学生与学校的关系
客观来说，信息不对称当然是学生们所关注的焦点，但是导致学校所举办的对话会变成“对牛弹琴会”，学生们认为是校方代表无法真正解答学生们的疑问，以及提供关于实质的改善措施。但是主要的矛盾还是出现在双方对彼此关系的误解。
经历过学生时代的人都会清楚，不同阶段有不同情况。在小学，校方说一就是一，毫无商量余地，学生也没有能力进行磋商。到了中学和高中，学生代表和领袖都被赋予一定的权利来发声，虽然实际效果未必很大。
但是到了大学，难道我们还可以用同样的方式对待一群成年或即将成年，甚至已在社会打拼过的人，包括我们社会的栋梁和精英？他们虽然是学生，但倘若他们对校园问题与社会课题缺乏积极性与主动性，也算是公民教育的失败。
学生们要的是什么？我之前在美国的研究生会，就看到学生们积极主动向校方争取学生的权利，并且积极推动校园的公平性和对违规行为的惩罚。虽然我也看过有同学通过绝食等过激行为做出诉求，但普遍来说，校园是一个大的群体，学生是要在这个群体里有对等的身份，并让声音和关注能被听到，仅此而已。
有效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这也不是一个文化差异的问题。北京大学新加坡校友会和《联合早报》才刚在上个星期联办五四运动100周年纪念活动。五四运动一直在我们北大人心中占据着重要的意义，无论其精神是否已经被误解和利用，但一群学生可以为了大于自己的国家利益而选择走上街头，代表了他们那一代人的正义观。
即使这样的运动在当今的环境下大概不可能再出现，但去年的岳昕事件中，学生申请北京大学公开沈阳涉嫌性侵女学生事件详情，显示追求正义的精神还存在。
不论在什么地方，如果校方能有效地调动学生们的积极性，这应该不是校方所需要害怕的事情，而是能够更好地打造让每个人都可能感到安全和自在的校园生活。
在新加坡，18岁必须履行国民服役保卫国家，21岁可以投票决定国家未来方向，我们又有什么理由还继续把大学生当孩子看待？
（作者为华文媒体集团新闻中心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