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慧玲：地铁和纪律

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的儿子卡桑在新跃社科大学毕业获得市场营销理学士学位时，说新加坡讲求纪律的文化让他有所启发。新闻报道没有进一步说明他得到怎样的启发，为什么会这么说，但却让我想起好几个月前，跟一群东南亚同行在中国宁夏吃着午餐时，与印尼记者聊起当时还没举行的印尼总统选举。

她直接了当说自己支持佐科连任。她说，佐科总统提出的基础建设计划很好，但是需要时间去落实。

“我希望地铁能建成。”她说。

我想，她大概塞车塞烦了，因此希望地铁建好，减少花在交通上面的时间。

但不是。她说：“我觉得铁路的很大作用，是让我们有纪律。铁路系统好了，会让我们印尼人更守纪律和秩序。”

我若无其事地继续吃饭，心里思索着这些硬邦邦的设施跟国民性格的关系。铁路的操作，包括趟次的固定，时间的固定，因为轨道交通不与马路争道，因此可以形成一个固定的系统，正常的情况下，不因为人为因素随便改变。慢慢的，人们反而得围绕它调整自己，得去遵守纪律。

这是我对印尼同行说话的理解。

因为还没有，因此不论是卡桑或我碰到的印尼同行，他们对没有的更加敏感，甚至都显露一份追求和期望。

而我们呢？

现在新加坡大体是个严守纪律的国家，自然不是因为有地铁的关系。这50年下来，新加坡人因为建国时期的经验、政府家长式的管治哲学，形塑了某种国民性格，是我们不知不觉的。例如因为国家小而脆弱，社会的共识是我们不堪动乱；这些年虽然管得严，但是随之而来的社会井井有条，人民安居乐业，也使到纪律的好处得到彰显，慢慢也仿佛成为新加坡人的DNA一样。

尽管不少外人嘲笑或者同情新加坡人要守的规矩多，但是大家终归对纪律还是重视的，重视得我们几乎不特别意识到自己的重视，更不去想为什么我们会这样，仿佛世界都应该是有纪律和许多约束人的规矩一样。

那是前面的50年。再往下呢？纪律是人的行为受到管控的过程，而世界的潮流是多元化发展，信息科技的影响，也让个性化的生活方式越来越受落，我们的DNA会不会修改？

人总是要去追求还没有的，自己已经有的，渐渐地会随时代的改变而更易。为什么我要控制自己的行为，去迁就别人？为什么别人不能来配合我？新的世代会不会渐渐也更希望“随心所欲”？

（作者是报业控股华文媒体集团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