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佩玲：公义的两面

想对刑罚提出上诉？那你最好三思而后行，因为他很可能反而把刑罚加重。

在前大法官杨邦孝坐镇我国法院首席位子的那些年，我还未成为法庭记者，对杨邦孝的印象与许多读者一样——他是一名严厉的法官，对于不知悔改的罪犯，会毫不留情地责骂和加重刑罚。媒体报道也不时转载他的精彩语录，成为人们茶余饭后津津乐道的话题。

后来，我开始“跑”法庭线，对这名让司法界敬畏的退休大法官的唯一“接触”，便是来自他所留下的一个个起指标性作用的判例与判词，而当中有不少他对罪犯展现仁慈和给予机会的另一面。

当时仍是我采访法庭新闻的初期，高庭在审理一起偷窃上诉案，坐在四楼庭室被告栏里的吴丽莹并非首次因偷窃行为，而须接受法律的制裁。对一名患有偷窃癖的惯犯而言，到底什么样的刑罚才能确保她不会一再重犯？而杨邦孝在担任大法官时对吴丽莹的“开恩”，成了庭上陈词的一个要点。

吴丽莹最初犯案而被治罪是在2005年，当时24岁的她原本被判坐牢两个半月。经上诉后，杨邦孝改判她接受24个月的缓刑监视。他在判词中解释，坐牢对患病的吴丽莹毫无帮助，她出狱后还会再犯；而且并非超过21岁的罪犯就不能接受缓刑，只要被告展现出极强的改造可能性，年龄不是判刑的绝对因素。

之后，在其他案件上，不少辩方律师在为年龄超过21岁的被告求判缓刑时，都会引述杨邦孝的这个判刑原则。翻查杨邦孝所审理过的其他上诉案，当中还有许多被告上诉得直、获得减刑或撤销罪名的判例。若说杨邦孝苛用律刑，这大概只说对了一半。

人们一般认为，做错事的人就应得到惩罚或“报应”，歹徒须被关进牢房。但除了以严苛刑罚来进行惩治，协助罪犯改造与重新融入社会，这也是法庭判刑时的另一主要原则。一名罪犯若能改过自新，成为守法和对社会有用的人，那也是司法体系发挥其效用的结果。

（作者是华文媒体集团新闻中心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