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浚鑫：当旅行不再理所当然

我们瑟瑟发抖地走进小巷。太阳虽才刚落山，但大衣里仅存的暖意正在迅速消散，空荡荡的胃也让冰冷的四肢更加不听使唤。

我们走进一家大阪烧店，一踏过门槛，食材在铁板上滋滋作响的声音，立刻驱走寒意。三人挤进门口旁的餐桌，开始以不太灵光的日语点餐。

不一会儿，大阪烧上桌了。切丝后的各式蔬菜，与猪肉、鸡蛋和面粉混合，在铁板上铺平成金黄色的煎饼，与札幌啤酒搭配，再美好不过。

这是我们在日本京都的最后一顿晚餐。身为大学好友的我们，在毕业五周年决定同游。那一晚，三人围坐着享用大阪烧，在杯觥交错中畅谈生活。

尽管旅途中有过更精彩的时刻，但最近的我，时不时会回忆起那一幕。当时的我们，根本想不到，在不到三个月后，各国会陆续封锁国境，使得这顿晚餐显得格外可贵。

我国进入解封第二阶段后，我好像经常为一些小事而感动。像是能在咖啡店点一杯Teh-O，悠闲地坐着观察往来的行人，或是到电影院观看丧尸片，紧张时靠向身边的朋友。

我想，待国际旅游哪一天恢复时，我也会为旅行的数百件小事而感动。像是策划行程、整理行装、办理登机手续，以及在飞机腾空的那一刻，俯瞰灯火通明的城市。

但我必须坦白一件事。我念念不忘在京都最后的晚餐，不仅是因为它让我忆起旅游的美好，也因为当时的我，还不够珍惜那个时刻，想到的更多是店外的寒冷和身体的疲乏。

能够周游列国是一种福气，这我明白。我15岁第一次乘坐飞机出国，有很长一段时间，旅游对我而言是神圣的，我甚至会提早三小时到机场，只因为单是坐在机场里就让我悸动不已。

在还没经济独立以前，我体验过所谓的“穷游”，用最少的钱换取最多的体验。我虽然没有“穷”到极致，露宿街头或当沙发客，但也住过厕所没有隔间的宿舍，或是为省下机票而搭过夜火车。

那时候，懵懵懂懂的我，看什么都觉得新鲜，旅行时每天都要拍上几百张的照片。春天树开花了，要拍；冬天湖结冰了，要拍。对于当地人而言再寻常不过的景色，我却为之惊艳和喝彩。

但人总是这样，拥有了却不懂得珍惜。后来，去的地方多了，反而嫌弃山水景色总是千篇一律，于是去追寻更远更新奇的地方，却越来越难找到让自己满心欢喜的景色。

旅行中原本令我悸动的小事，也开始显得繁琐，像是拖着沉重的行李箱前往机场，或是乘搭过夜航班，被困在机舱里十几个小时。

当时的我，患上了“旅游倦怠症”这个富人病，对出国感到意兴阑珊。我理所当然地以为，旅游是个只要有钱有闲，就无法被剥夺的权利。但冠病摧毁了许多的“理所当然”，即使是一衣带水的新山，也突然变得遥不可及。

或许有人会批评，也只有生活过得好的人，还能在这个时候想到旅游。但我觉得，旅行的意义不仅停留在享乐，而是踏出国门，亲眼看到生命的不同存在形式。

回到京都大阪烧店的那晚，我们拍了张合照。照片中的我们，脸上有舟车劳顿的疲惫，却也洋溢着幸福的笑容。旅游限制不知何时放宽，但到时的我，必定怀着满心的感恩，踏上另一个旅程。

（作者为华文媒体集团新闻中心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