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志发：因时制宜

其实，倘若真的出现七种重罪的犯者，他们应该无惧合力追踪数据带给他们的威胁。毕竟这类犯者，大多是有预谋或详细规划犯案，也会尽其所能不留下可暴露行踪的线索。

国会日前通过紧急法案，限定冠病防疫追踪数据，只能用来调查七种严重罪案，包括谋杀等命案、恐怖主义、拥有军火或制造炸药、可判死刑的贩毒案、持械逃离羁押、绑架与挟持或拐带，以及严重性侵罪。

该法案是为了确保在警方有效执法与保障公共安全，以及保护公众个人隐私之间，取得平衡。主管智慧国计划的外交部长维文医生，周二在国会辩论该法案时，引述了南洋理工大学黄金辉传播与信息学院教授汪炳华的看法，指这是“对与对”的道德两难的问题。

维文医生当时说：“要在对与错之间做出选择，非常容易。但在这种情况下，通过保护合力追踪数据来保护公众健康是正确的，但保护公共安全也是正确的……”

身边不少人都认同此次情况的确是“对与对”的抉择。我们都知道，在对与对的抉择中，往往无法做到两全其美，显然会顾此失彼，顾彼又失此，做出决定前会非常挣扎，毕竟如何抉择都会牺牲某一方的利益，甚至是双方的利益。

在两者都对的情况下做出决定，其实可以显露抉择者的基本价值观、作出的承诺是否经得起考验等。而这个抉择也等于在未来的路投下一个影子，继续潜移默化。

汪炳华教授受访时告诉《联合早报》，他认为立法限缩警方使用行踪数据的权限，是符合中庸之道的一种选择。换言之是在不牺牲任何一方的情况下，实行合乎道德的解决方案。不过他也说，如果有更多时间，可能还会有其他富创意的可能选项。

当局去年10月发现警方使用合力追踪数据调查罪案后，如今通过紧急法案保障行踪数据的安全使用，有点补羊牢的意思，且这个中庸之道的选择，也未必符合部分人的期待，或也会“顺得哥意失嫂意”。

反对当局把行踪数据用在防疫以外用途的人会认为，当初牺牲行踪隐私权配合防疫，如今行踪数据被用在别处，是之前没想过的，也与当局之前给予的承诺不符。

但相信也有人不介意自身的行踪数据被用来协助警方调查。因为这类数据，对其他偶发性的罪案反而起着更关键的破案作用。况且都允许使用这类数据协助查案了，那就应该探讨如何更有效率地使用它。

行踪数据使用的争议，不会随着紧急修法而落幕。这次的中庸之道也只是因时制宜。当局如何在这个课题上与民众坦诚沟通，了解他们的想法，并继续取得他们的信任配合防疫工作，都仍是未竟之事。

（作者为华文媒体集团新闻中心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