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若芬：两腿两耳之间

生孩子不是两腿之间的事，还在两耳之间哪！你看那些带有快乐密码的血清素、多巴胺、催产素，哪一种不是大脑分泌的呢？

“既达荷尔蒙期则顺应自然的本能而繁殖之。”

旧报纸里的新闻和广告往往令人莞尔，你能猜得出它原来是1931年新加坡一家药房在报上刊登，祝贺一对新人的结婚志庆吗？

这样生理学式的措词用语，或许符合药房的性质吧？时代相近的报纸结婚志庆文字还有“精神恋爱”“恋爱结晶”（贺喜人之一是陈六使呢）。“恋爱”作为婚姻的前提，现在似乎理所当然，婚后生儿育女也很“正常”，这家药房把“繁殖”作为婚姻的目的，基础是两人“既达荷尔蒙期”，也就是性机能成熟了，是不是很像在讲动物呀？

多看了一些材料，才晓得，1930年代正是中国医疗史上“荷尔蒙治疗法”的热门期。1905年英国医学家史塔林（Ernest Henry Starling，1866-1927）为影响动物成长发育、新陈代谢的化学物质，命名“ hormone”，有“激活”和“奋起”的意思。“ hormone”的中文又被翻译成“何耳门”“合而孟”“贺尔蒙“，以及“激素”。

在“荷尔蒙”被提出以前，医学家已经发现内分泌的功能，而且用雄性动物做实验，比如提取动物的生殖器内分泌注射到另一动物，可以促进被注射动物的亢进；或是把生殖器切片移殖到另一动物。传说康有为晚年就接受过这种打针或移殖的手术，效果维持了一个月，不久匆匆离世。我没有研究过康有为的死因，但是可以想见，这种满足人们“返老还童”、“永保青春”欲望的神奇绝技，在西方医学界声称获得成功证明之后，传播到中国，勾引勇者跃跃欲试，是极为可能的。

打针注射或移殖手术毕竟需要去医院诊所施行，“荷尔蒙”的流行，靠的是1920年代起报纸的各种滋阴壮阳、补肾益气的合成药广告。

1925年上海《申报》刊登了“德国政府特许返老还童生殖灵独家经理美商上海三德洋行启事”，宣传“生殖灵”（satyrin）的功效，同年更把“生殖灵”和戒断鸦片的“威利糖”和治疗性病的“海底山”誉为“世界三大新发明”。运用名人代言的手法，三德洋行在1928年《申报》刊出吴佩孚的照片，说吴佩孚病重，正在服用“生殖灵”疗养。其他为此商品的代言名人还有蔡元培和蒋介石，虚实难辨。第二年，“生殖灵”被国民政府查禁。

包括“生殖灵”，和类似的“生机灵”“百龄机”等等，都在新加坡的报纸刊登过广告。有趣的是，1929年被查禁的“生殖灵”，一直到1938年还在新加坡销售。

自称能够解决各种男女性疑难杂症的成药，混同了泌尿系统和生殖系统，模糊的知识反而有助于商品的营销。借着报纸的公众平台，透露了性观念的变化。在19世纪晚期，增强体能的补酒和治疗性病的药物的主要诉求读者（消费者）是男性，重点是满足需求和解决问题。20世纪中叶的广告陈述，认为“生殖”是两性之事，同品牌药物有的分男女两种包装；有的标榜男女皆宜。助情的性能是表达对彼此的爱意；强调生育是夫妻的共同责任，是孝顺父母的天经地义，也是家庭幸福的来源。

以往说新加坡人的梦想，有5个C：现金（Cash）、信用卡（Credit Card）、公寓（Condominium）、汽车（Car），和俱乐部会员卡（Club）。2010年8月，新加坡国务资政吴作栋鼓励国人追求新的5C梦想，是事业（Career）、舒适（Comfort）、孩子（Children）、体贴（Considerate），以及从事慈善工作（Charitable）。从提倡节育，到“少子化”以后奖励生育的人口政策转向，不只是新加坡的独有现象。

日前在一场学术研讨会上，一位长辈学者激动地说：“现在的年轻人，连生孩子的事也不想干，还想干什么？”我听了，心里噗哧一笑，很想告诉他：“生孩子不是两腿之间的事，还在两耳之间哪！你看那些带有快乐密码的血清素、多巴胺、催产素，哪一种不是大脑分泌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