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面簿上读见意大利名导贝托鲁奇（Bernardo Bertolucci）之丧，眼前立即迷蒙。当然不是滴泪，不至于这么滥情。为的只是电影，一对眼睛变成一张银幕， 看过的，未能忘。贝托鲁奇电影里的善男子善女子，老的少的，庄严的，轻浮的，俊俏的，艳丽的，在视膜网上如魂魄般飘浮。演员和明星跟导演一样，会老会逝， 却亦跟导演一样，因为有了电影，都在认真的观众的脑海里活着，直到观众亦已不在人世。
难忘《巴黎的最后探戈》里的翩翩起舞。初映时我只10岁，无缘在大银幕上体会戏里的情欲与疯狂，幸好其后有了录像带，我在似懂非懂之间被图像里的暴烈春潮深深震撼。最原始的爆发，在音乐和舞步里，人就是兽，没有了自己，也没有对方，有的只是在血管里奔流的荷尔蒙啪啪撞击，所谓文明的最底层不外如此，这是弗洛伊德学说的胜利，马龙白兰度是他的代言人。
到了《末代皇帝》，懂的比不懂的多。深宫情仇，在漫长的历史悲剧里，大家都似无路可走，却又其实每一步都是自己的选择，主子或奴才，成或败，一步之间可以是天堂也可以是地狱。而无论选择的是什么，主子或奴才，成或败，都能够自圆其说找到解脱的理由。贝托鲁奇说的是溥仪的故事，却又何尝不是芸芸众生与世人。
到了《戏梦巴黎》，我40岁了，更不可能不懂了。情节背景是1968年的火红欧洲，三名年轻人、影痴，在电影里辨认生活也在生活里实践电影。贝托鲁奇把经典片段织连成一串色调诡异的珍珠项链，每颗珠子都沉淀着影片中的华丽与苍凉。开场一幕，男主角问初识的女主角是不是出生于巴黎，她佻皮地回答：I was born in 1959 in Le Champs Elysees and my first words were New York Herald Tribune。
唉，谁忘得了高达的《断了气》。杜鲁福把自己写的14页剧本给了高达，高达在1959年用四个星期和40万法郎拍成了一部改写了影史和许多人的生命的新浪潮电影，戏里，珍茜宝（Jean Seberg）在香榭丽舍大道上高声喊卖《纽约先锋论坛报》，纤细的身躯伫立于巴黎街头，从此，普罗游客依然用巴黎铁塔的高耸来识别巴黎，影迷游客眼中的巴黎印象却永远是这名短发女子的迷茫背影。——贝托鲁奇用电影跟高达接轨，而我们，用贝托鲁奇跟电影接轨。
77岁的电影大师把情欲冲泡成一杯浓烈的意大利咖啡，然后，转身远去，偶尔回头瞄瞄观众有无勇气品尝。探戈永不停步，你随时在图像里寻他，对，他都在， 一定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