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白之间，就是一片往往教人迷失自己的粉红地带。只有懂得不懂，才是懂了。
歌星顾媚晚年出版回忆录披露她和作家刘以鬯，上世纪50年代在本地有过一段“南洋之恋”，并说刘曾写过两三百封信给她，只是后来情变，她一气之下把信全烧了。
刘以鬯回应则说那段爱情已经是几十年前的事了，无话可说；后来更干脆否认了事。
曾听过本地文化界老前辈提过此事，情当不假。当年刘34岁，她23岁，两情相悦，不难想象文人刘以鬯笔下那些书信的缠绵悱恻，只是如今已成灰烬，随风而逝，一切过去，尽成空白。
上世纪50年代，正值中国历史巨变，刘以鬯那一辈作家，也可算是大陆时期的民国末代文人了。
和民国文人（指上世纪民国前期的大陆文人）的“情事”相比，刘以鬯对顾媚忆述的反应，就不免显得血性不足，有些苍白了。
民国文人，生当乱世，时有离经叛道的惊人之举，宛若魏晋或晚明风气再现；既是时代性格的反映，也因此成为时代感情的标记。
这时代许多大文人的爱情，那些宛如灯蛾扑火般的热情与大胆的表现，每个故事都显露出性情与感情之间的纠缠，都是人性真实的展示。
那是个书写的时代，爱情的文字网络就是情书。
爱情只是个人行为，因为有了文字，便有了不变的印记，也留下令人忘不了的温度，或真情或假意，或冲动或用心，都在时间里留了下来，继续活着。
民国文人的情书或情诗，因为有了用心的文字，那些成功或失败的感情，也都各自有了不一样的身影和意义。
《爱眉小札》里，徐志摩为陆小曼写的情书日记，滚烫得近乎肉麻的火热文字，可以感受到那股疯狂的激情，不顾一切的投入。
但他最广为人知的情诗《偶然》，却是写给林徽因的， 婚后也未中断与林徽因的往来，甚至为了飞北平赶去林徽因演讲而遇难。
1936年陆小曼把写有徐志摩对她狂恋的日记和书信，结集出版火辣辣的《爱眉小札》，或许就有一种“他所爱的人是我”的“示威”味道吧。
以《雨巷》一诗成名的戴望舒，也是心里同时有两个人。
《雨巷》诗里那位“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是他好友施蛰存的妹妹施绛年，也是他的初恋。
但这段初恋并没有结果，两人分手后，他和另一位友人穆时英的妹妹穆丽娟结婚。1932年他和作曲家陈歌辛（《玫瑰玫瑰我爱你》《夜上海》等歌曲的作曲者）合作，为电影《初恋》主题曲《初恋女》作词，写的还是：“……你牵引我到一个梦中／我却在别个梦中忘记你……／终日我灌溉着蔷薇／却让幽兰枯萎。”（词意出自他1932年的诗《有赠》末两句“终日有意地灌溉这蔷薇，我却无心地让寂寞的兰花愁谢。”这首歌被广为传唱，却伤透了穆丽娟的心，导致离婚。
穆丽娟晚年访问中就直接说：“他（戴望舒）对我没有什么感情。他的感情早已给了施绛年。”
1927年，浪漫才子郁达夫在上海邂逅杭州美女王映霞，一见钟情，展开猛烈攻势，情书里的文字，虽没徐志摩的肉麻，却也热情如火，例如：“为了你我情愿把家庭、名誉、地位，甚而至于生命，也可以丢弃，……我的爱是无条件的，是可以牺牲一切的，是如猛火电光，非烧尽社会，烧尽己身不可的。”
也有很温柔的文字，如“今天月亮很好，可惜因为你们要回去，不能上屋顶去看月亮，几时有机会，我们再来看一晚月亮吧，你以为如何？”
只是如此火热的恋情，终究还是“烧尽己身”，一语成谶，两败俱伤。
上海孤僻才女张爱玲和“情痞”胡兰成的一段孽情，也开始于胡的情书攻势，只是后来两人见面后反而是张自陷迷情。
1944年张在首次回复胡的情书上写了“因为懂得，所以慈悲”，据说胡在之前写给张的首封情书有“因为相知，所以懂得”，但迄今未见确实记录。
倒是1943年出版的《倾城之恋》里，张爱玲写范柳原和白流苏的对白，就有“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之语，而那时23岁的张爱玲根本还没谈过恋爱，只是自己以为“懂得”，现实中遇上“情痞”胡兰成，也就一厢情愿的“慈悲”起来。
这段孽情，既非相知，亦非懂得，更无关慈悲，只在两人的文字里，交织成一片诡丽的真实谎言。
或许在独守空房时候的张爱玲，才看透这层关系，如小说《红玫瑰与白玫瑰》里写的：“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是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成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沾的一粒饭黏子，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
红白之间，就是一片往往教人迷失自己的粉红地带。只有懂得不懂，才是懂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