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衣足食的社会，对多数人而言，居安思危的磨炼并非紧迫课题。
1967年新加坡落实国民服役制度之前，学校率先出闸，给学生哥做了一层思想铺垫，于是1966年我们的作文课里，便有了《国民服役的我见》的作文题。当时想到若干年后得穿军服练枪杀敌，心里还是有点别扭，幸好老师解题时举了“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作为反面教材狠加批判，大家快手录下，一知半解就提笔上路了。强制男丁当兵之初，社会中人还是忧心的。那一代的父母也为孩儿入伍操心，也嘱咐也叮咛，但呵护多能适可而止，没有溺爱。他们的生活太忙太窘，没心思挂肚牵肠。毕竟他们多数是吃生活苦水的明白人，人生多了一点听天由命的妥协，舌尖始终留着不曾褪去的生活苦味。在人生苦海中，自家孩儿也陪着浅尝了酸涩的滋味，到部队里天差地别的感觉就不那么浓烈了。我念大学时，考期一到，许多人整个月锁在宿舍里刨书不回家，我同房的家人逢周末便开车送上炖汤美食给他进补，那是极少数的特例。同房也感觉到自己是异类，有点不好意思，频频说熬不过父母心意。
不同时代、不同地域，“受苦”与“挨穷”的定义像会考的及格线一样，可以因考生总体表现而上下挪动。
本共和国的贫穷标准线，肯定与他国有别。安逸社会所感悟的苦，在别个时空也许只是小菜一碟。国民服役落实若干年后，刻苦的纪律训练逐渐赢得一些家长的掌声。他们肯定国民服役，因为原本四体不勤的少爷，着军装后变了另一个人，爹娘庆幸孩子的自理能力提升了，那是磨炼的果实。这些行为虽然反证了生活教育的缺失，但兵役毕竟是帮了个忙，把青年的心态摆正，直到若干年前的某一天，媒体刊登了一张阿兵哥徒手走于前，女佣提着军用大背包行于后的照片，再度炸开了舆论对新一代“阿舍”（少爷）的非议。有人说这是个案，但舆论认为半世纪后兵役的磨炼力度已不如前，这镜头毕竟透露了财富向前跨一步，精神价值掉满地的实况。界定价值的高度，靠的不是是非题，而是选择题，锻炼与否，欢喜由人。人性偏向于“富了命贵”，生活改善后给孩儿物质满足，是天下父母心，只是程度有别。若对下一代精神愧疚，却无限制地任性填补，让关爱向溺爱倾斜，是不少家长跨越不了的心理坎隘。
说来讲去，一切还是大环境说了算。不是吗？犹如华文失去了大环境的使用水土，绞尽脑汁地“创造条件”，通常只能呈现烟花式的热闹，不易持续地收割丰瓜盛果。损友聊起喂都市猫吃鱼，惹出笨猫被鱼骨哽喉的经历，有小感慨。吃时髦猫食长大，宠物猫早已疏离了闻鱼腥味而心喜的原生态，见鼠辈而如临大敌，仓皇落荒而逃，俨然是新常态。新一代人生长于舒适环境，不识愁苦是自然事，他们和都市猫一样，被宠物般呵护着，娇柔是必然结果，长吁短叹也唤不回你所认同的价值。父辈们眼里，我们曾是他们摇头叹息无可救药的一代；祖辈心中，父辈们也是离经叛道的一群。斗换星移，曾经的主流价值最终都无条件让位给新兴想法。人间世，没有长青不谢。
外展学校近日闹新闻。媒体发表了一张外展学校的活动照片，一群参加远足训练的青少年不再扛大背包上路，取而代之的是有型有款、售价高达900大元的手拉车，把背包与露营器材置于车上，省了体力，却失去引导学员挑战困难的训练初心，因而引发了舆论关注，孰是孰非，三言两语道不尽。丰衣足食的社会，对多数人而言，居安思危的磨炼并非紧迫课题。窝在舒适环境，不要压力、拒绝竞争或许也能无忧无虑，一路平安到公卿。升平之世，“不怕一万只怕万一”的观点缺乏市场，未雨绸缪的家长才愿意让太平年头成长的孩子吃点苦头遭些挫败，免得他们养成好逸恶劳的德性，像腰缠万贯的投资大亨罗杰斯要求还在求学的15岁女儿必须工作，于是她当起中文家教，每小时得银32元。这是磨炼的起步号，有“劳其筋骨，苦其心志”的心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