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注册处做小行政，到研究所当学术小学徒，这个青春岁月的小车站，像干旱草原上的风滚草，急速翻滚后便卡在记忆的墙角，几乎被自己遗忘。
1970年4月的某一天，父亲下班返家，问我可有收到南洋大学的录取通知？回话未有。他听闻已有人接获佳音，嘱咐我翌日前往大学探询。我没遵旨，翌日出门野去，回来他损我不关己事。阿弥陀佛，又一日，信差来报到，父亲才展眼舒眉，顺心释怀。被大学录取，我不喜不愁——大姐那年大三，我凑上一脚，老父肩头自是雪上加霜，为两份大学费用添白头。他当天放话把寮里的那窝猪仔卖掉可凑足头期学费，我还是想个法子弄点银两支付大学的生活费才是。最先想到埋头卖文，但散户投稿晴雨不定、打赏低廉，于是大姐叮嘱，入学后务必向大学申请当工读生补贴生活。她是过来人，一直都在校内当工读生，明白个中冷暖，我依就是。
开学一段时日以后，校方通知，我即时可到注册处开始工读生涯。有着落真好，“工读生”的称谓，如勤工俭学一般听着就走路有风。校方规定，工读生每月工时不得超越若干，得银顶限60大元。这是稳定的收入，工作简单不繁重，分明考虑到不让工读者荒废课业。在注册处当工读生那一年里，工作内容有山有水、有冬瓜有豆腐，没有固定范围。负责分配的职员体恤学生，给的都是轻松活，比如大批信件要外寄，由工读生写地址、贴邮票、装信、封口，再投邮。当时校方习惯以“印刷品”之名邮寄刊物，费用便宜几许。当《南大校讯》出版时，我们把刊物卷成筒状，用一片白纸裹着，写好地址贴上邮票，盖了“印刷品”印章，便放入大布袋里。我至今仍存有几期《南大校讯》，部分是工读生那段岁月留下的。
大一当工读生时，我寄宿校内。上大二，决定退宿当走读生，天天搭车往返于住家与校园，但没有放弃工读生这份差事，只是换了服务单位。那时南大成立了亚洲研究所，所址就在行政楼（今华裔馆）第三层，助理所长是中文系的翁世华老师。当时他正着手编篡一册《楚辞索引》，我被调来协助老师工作。编辑古籍索引，于我是全新事物，闻着新鲜。这样的工作毕竟有点书卷味，把《楚辞》全书逐字根据笔画多寡归类，再将各句做系统排列，让用者一查便知某句于书中的位置，方便不言而喻。这是一册好使的工具书，但工作时需要来点细致心思。翁老师告知编写的步骤之后，我便一头栽入故纸堆中，在极度安谧的环境里，与一张张卡片默默对话，渐渐咀嚼出一点味道来。《楚辞》里的些、兮、将字，不时在眼底浮现，勾引了我的眼球，于是动心起念，借助索引之便，把《楚辞》各章句里的“将”句集中，跟着模仿他人做起“研究”，让“将”字在不同语境里的应用归类整理，来一点自以为是的粗糙分析，还眼高手低用“文言文”写作成文，冠以《楚辞“将”字的语法研究》之题，完稿后交翁老师修改润饰，发表于中文学会的《中国语文学报》。若干年后重读斯文，但觉无地自容，暗悔当年勇气可嘉。文言文写作，得有厚实的功底铺垫，拙文无基无桩，此后努力修补，至今虽床头仍有一册明清小品供睡前催眠，但工读岁月催生的文言书写欲望，早已烟消荡然。
在亚洲研究所当工读生直到大三上半年，索引编纂任务了结。这座被周天健老师以“红楼烟锁钟初动”为上联，要我们作对下联的行政楼，让我得以偏安，在这个舒适的小空间里，与书本共呼吸，是老天施舍予我的一点恩惠。这里少人迹，静谧得只听闻呼吸。斗室困住了我，课后来这里避世，编索引之余，我常留下来云游所里的藏书，有时遇上历史系的翁同文教授，他爱聊《红楼梦》，谈潇湘馆谈袭人，来了兴致便送我一份他以英文书写的红楼论文抽印本。与学问家屈膝天南地北，始知人文天地之广袤无垠。我无意间在工读的场合收获了读书的乐趣，确实始料不及。从注册处做小行政，到研究所当学术小学徒，这个青春岁月的小车站，像干旱草原上的风滚草，急速翻滚后便卡在记忆的墙角，几乎被自己遗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