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五四精神在新加坡的失落，她用自嘲的口吻，说了几次：“失落了，So what?”“不知道五四，So what?”我才晓得，新加坡的年轻人对“五四”很陌生，也不关心。
1919年5月4日，一个不普通的星期日，北京发生了“五四事件”（May Fourth Incident），到今天正好100年。
新加坡的《国民日报》在1919年5月15日；《总汇新报》在5月16日；《叻报》在5月21日报道了五四事件的经过。我翻阅那些百年前的新闻，想到自己也进入了“五四”的研究历史中。
十年前的5月2日，我应邀参加为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举办的“五四运动的当代回想”研讨会。在SPH报业中心礼堂，我谈了“折射于新加坡的‘五四’之光”。同场发表的李慧玲女士谈到五四精神在新加坡的失落，用自嘲的口吻，说了几次：“失落了，So what?”“不知道五四，So what?”我才晓得，新加坡的年轻人对“五四”很陌生，也不关心。
“五四”和新加坡有什么关联吗？在周兆呈先生的《五四与新华知识分子》里，我知道了何葆仁（Ho Pao Jin, 1895-1978）。在柯木林先生主编的《新华历史人物列传》，有关于他的事略。香港学者邀请我为五四百年撰文，想到3月我有三趟飞行，五场演讲，怎可能再写一篇不在计划中的文章？一边思虑如何推辞，一边浮现了何葆仁的名字。
知道何葆仁曾经就读复旦大学，和我的演讲主持人朱刚老师聊起，朱老师介绍我请侯体健老师和刘晓旭女士协助搜集何葆仁在复旦大学的相关史料。上海归来未过数日，青年何葆仁的照片传送到了我的手机。那是一张戴着方帽的毕业照，他穿着学士袍，领口打了蝴蝶结。浓眉长眼，鼻梁挺立，抿着坚毅的嘴唇，下颌微突。除了书卷气，还流露一股昂扬的斗志——这就是何葆仁参与五四运动前后的神采！
有了较为详细的资料，终于整理出了何葆仁的一生。他是福建厦门人，1905年南渡新加坡，就读于道南学堂。1908年往南京，入暨南学堂（暨南大学前身）。辛亥革命后再渡新加坡，又回中国就读上海复旦大学附中，1916年中学毕业后，继续就读复旦大学，1920年毕业于正科文科。
得知北京发生五四事件，1919年5月7日，当时是复旦学生会会长的何葆仁率领200多位同学参加了上海国民大会。5月11日，他正式被推选为上海学生联合会会长，总干事为朱承洵。
根据朱承洵的回忆，他和何葆仁在5月29日晚上7点和孙中山派的代表见面，获得了孙中山的指示，大意是：“这次你们学生罢课，完全出于爱国热忱，中山先生非常赞成。但是目前这样温温吞吞下去是不成的，势必会旷日持久，贻误时机。中山先生说你们学生应该再大胆些进行活动，不要怕这怕那，要有牺牲精神，要有突击行动，要扩大阵线，设法激起怒潮来。”
6月2日，何葆仁和朱承洵面见孙中山，得到鼓励。6月16日，何葆仁被选为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总会副会长。上海的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的抗争活动中，他始终积极领导和参与，并再度受到孙中山对爱国行动的肯定。
何葆仁于1920年赴美国华盛顿大学攻读商科，之后入伊利诺伊大学研究政治学，获得博士学位。1924年回上海，创办复旦大学政治系。1925年重返新加坡，隔年与马六甲富商曾江水的女儿曾玉昭结婚。
1927年到1928年，何葆仁担任华侨中学校长。在他任内，致力于改善师生关系，推动学生体育运动，展开课外活动。后来他返回马六甲，任和丰银行马六甲分行经理，此后，他的工作大多在金融银行界，但是他主持的新加坡青年励志社、马六甲晨钟励志社投注对青年学习的关怀，以及对马六甲培风、培德等学校的支持始终未减。何葆仁献身的社会工作还包括同德书报社、南洋孔教会、同济医院等。1978年1月3日，他因心脏病突发，猝逝于巡视同济医院的工作中，享寿积闰87岁。
文图学会和南大台湾研究讲座计划合办的“百年五四之新加坡So What”座谈会，5月4日下午4点在城市书房，我就从何葆仁的故事说起。
编按：何葆仁长孙追忆祖父事迹，见《百年前新加坡青年 何葆仁投入五四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