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伴台湾朋友在湾仔吃怀旧西餐，波士顿，对他忆述童年往事。老店了，小时候常在这里品尝铁板扒餐，曾有两个英国水兵，各自带着吧女坐在邻桌享用，因见我和姐姐天真可爱，竟然替我们埋单付费。友善的洋人，是我遇过的少数的“好鬼佬”。
朋友忽然问，你是港英殖民年代的“遗民”，到底英国管治给香港留下了什么值得怀念的东西？
刹那间，竟然答不出来。当然并非没有，只是一言难尽。若要好好细述，恐怕要由晚餐吃到早餐再连吃午餐以及下午餐。
唯有长话短说了，不如谈谈价值观。
生于60年代如吾辈者，最大震撼莫如以廉记之成立作为分水岭，在此以前，送红包收红包是最寻常不过的事情，送礼收礼就是日常规矩。在此以后，日常的新规矩是要守规矩，别去节外生枝，别去行贿受贪，否则后果自负，而且后果严重。加上香港高速城市化和国际化，资本主义社会的“可计算性”成为抉择计算的一个关键部分，而自己的守规矩和期待别人守规矩，亦是可被计算的行动成本。规矩规矩规矩，香港价值由此而成，久而久之，便是法治精神的基础，由政府到民间，皆强调“法”。
所以港产片常见对白台词：“做什么呀，我犯法吗？”意谓法治为大，而只要不逾越法律规条，无人可以给我恐惧。
这便带出了第二项重要的价值观：自由。一旦订立了法律边界，我便有自由去想去说，而去想去说的自由亦获得法律保障，也不受法律骚扰。有了这免于恐惧的自由，香港便有创意。
显然，岁月风云起，要变的始终会变，有时候变得较慢较隐晦，有时候变得较急较粗暴，而在近几年，变化规模像狂风暴雨般袭来，昔日“以法治为经，以自由为纬”的环境已近于荡然无存。当连掌握法律的最高官员亦屡涉违规违例，而其配偶亦被法庭定罪，而她竟然仍厚颜不辞职不下台，香港法治还有什么尊严可言？还有什么规矩可守？当一条又一条的法规以如彼或如此的方式强行订立，不准你“侮辱”这个，不准你“鼓吹”那个，言谈思想处处有了禁忌禁区，还有什么自由可言？还有什么免于恐惧可论？
香港崩坏，已是事实。失去了法治尊严的香港，被夺了免于恐惧的自由的香港，到底还有什么值得恋栈，我非常努力去想，却一直想不出来。
或许，唯剩一个“亲”字。土生土长于此，我的城，我的家，我的地，都仍有亲，不舍离开，仅此而已。有理由移民而不移民，于吾辈，这恐怕是唯一的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