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的台北有个从南部乡下来的女孩，没考上大学，在西门町一隅的诊所打工。每天期待


下了班，吃了晚饭，走到对街红楼戏院看二轮电影。


她喜欢西洋片，你问怎么不看火红的琼瑶三厅电影，她会嗤之以鼻地说，不爱那种扭捏情爱的戏，外国的侦探片或战争片有趣多了！


或许如此，女孩不上舞厅，不迷模仿秦汉秦祥林的男孩。可能崇洋媚外的心底想过嫁去国外？女孩没说，毕竟那个年代哪里会遇到外国人，八成想都不敢想。


当年在台北不止一个这样的女孩，如今她们都去了哪儿？有的也许落地生根，有的回家乡，有的可能真到了国外，但都各自经历人生寒暑，年过半百，甚至当阿嬷了。


那名女孩是我母亲。几个月前在新加坡的外孙女去台湾交流，她特地上台北关照，约见的地点是西门红楼，她青春时期的红楼戏院，没想到和这个青春地标一别就是几十年。


常年住在南部和新加坡，每每上台北也是和好友去妇人聚会的地方，被归类为年轻人区域的西门町没再踏足，一如她的青春回忆，要不是这次和红楼意外重逢，也许就永被深埋在记忆里。


隔天离开台北前，她起了个大早回到红楼，像是重新拼凑蒙尘散落的拼图，细数着少女时期的风景。回过神，她望向远方说，那次为了赶着见朋友吃饭，走得还是有点仓促，可以的话想再去好好回味一下。


我知道她的意思是希望我陪着去。妈妈说话向来不干脆，尤其是对自己提出的要求，总爱用一种模棱两可的口吻表达，当事与愿违，又会在背后兀自感叹。这样自讨委屈的性子我试着纠正几次，但她总是嘴上说好，或复述我最后的几个字“真的很不好噢……”然后又把我的话当耳边风。


久了想，自己也挺过分的，一个人的性格如何改？怎么不改自己而要去改父母的性格呢？也许我们和父母之间永远都有一道跨不去的沟，无论是个性上还是对父母过去的了解。


叛逆期间，我们试着逃离父母，就如那些上台北的女孩，追逐着理想和渴望，蜕变出自己性格的同时，也拉开了和原生家庭的距离，直到成熟后，才开始努力填补这道距离。


但因为际遇。因为时代。我们和父母的个性绝对不相同，要磨合多不容易。


近日一个好友的父亲过世，另一个好友的父亲也处在弥留，我忽然想如果哪天这些磨合都离开了，生活将是多么安静；那些关于父母的故事如果他们说不出口了，不就永远消失了？


我转过头告诉妈妈，下次回台湾一起上台北走走吧。


那是母亲的青春，那段日子不可能有我；母亲的中年适逢我的青春，我也缺席了；至少她的晚年我不能不到。


（作者是UFM100.3 D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