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唯一的祖辈是阿嬷，她是妈妈的妈妈。为了生我，妈妈专程回到厦门，因为阿嬷可以照顾她坐月子，那是她的娘家。妈妈说：“阿嬷着急跟进产房，见证了你的出生。”
暑期偶尔会去厦门跟阿嬷住。还记得窄巷尽头阿嬷的家，小小的房间，光线昏暗，阿嬷总是蹲着做家务，家里干干净净。炎热的夏天，与阿嬷睡在一起，喜欢将腿搭在她的肚皮上，挨着她睡得安心，阿嬷为我扇着蒲扇，童年时光一点点流走。
阿嬷没读过书，解放后参加识字班，她有个小本子，一笔一笔写着要认的字。每次去厦门，她就会说：“小煜，给阿嬷写你的名。”我认真地用铅笔写下名字，阿嬷努力要记住这复杂的字。
阿嬷是拜观音的。解放后她听党的话，不能拜菩萨，心里很是难过，有时见她偷偷在角落里拜拜。改革开放后，终于能光明正大地拜菩萨，她将藏了多年的观音像摆放出来，虔诚的眉眼里满是欢喜。
长大后的某日，我们忽然被告知有外公和外婆，他们生活在台湾，阿嬷是妈妈的养母！已经忘记当时的错愕，渐渐理解父母掩盖家族往事的用心良苦。外公曾在厦门国民政府任职，1949年政局剧变，迫使他带着太太与三个儿子远走台北，将三个女儿留在厦门，这是家族至为重要的决定，也是他们遗憾终生的决定。
离开厦门前，外公外婆为三个女儿各安排一位监护人，相信一家人能很快团聚。阿嬷是外公外婆信任的管家，自妈妈一出生便照顾她，成了她的监护人。外公外婆离厦后不久，阿嬷听闻监护仪姨的人家要卖掉她，心急火燎赶到乡下将仪姨带回厦门抚养，彼时妈妈不过7岁，仪姨年仅3岁。
长大之后才知道阿嬷的身世。眉清目秀的她，在生下一双儿女后，丈夫便下了南洋，在马来亚另娶一房，生儿育女落地生根，未再返回家乡。阿嬷在外公外婆家做工，抚养儿女，侍奉婆婆。收留妈妈与仪姨后，她将一子三女教养成人。
阿嬷是极本分的人。解放后她在电影院工作，年幼的我们跟着她上班，藏在幕帘里看电影，阿嬷说：“咩赛（闽南语：不可以）。”阿嬷年纪大了之后，背弯得厉害，越来越瘦小。临终入院时，赶去厦门看她，她摸着我的手说：“小煜好乖！”我不知道自己乖不乖，但阿嬷是天下一等的好人。
在她过世多年后，某日在鼓浪屿考察，偶见兴贤宫募款重建，想起阿嬷，以她的名义捐了些钱，妈妈说：“阿嬷一定很高兴！”阿嬷唯一的孙子后来事业发达，我们相信是阿嬷积的德，他辗转找到爷爷在马来西亚的后人，得以上坟祭拜，与那里的族人相聚甚欢。
因为阿嬷的缘故，在研究华侨家族史时，留守家庭与番客婶的故事总在心尖缠绕。侨乡两头亲的家庭千千万，盼不到郎君回返的番客婶，肩负着家庭重任，守着活寡度过一生。我从未问过阿嬷，是否埋怨过命运？即便问了，或许她会摇摇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