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七八年前的香港，有好多人不断告诉我，是一个早从巅峰滑落的地方，说我看到的是灯火开始黯然的香港。我却是乐得可以。
新加坡人不理解香港，更不能理解在面对城市的暴力以后，为什么香港人还会在选举中把在新加坡人看来“支持暴力“的反对派，大举送进区议会。
我们在新网站“思想中国”ThinkChina的平台上分享不同声音的评论，新加坡人留言：赶紧分析香港区议会成绩一面倒的原因。
我们分享香港具影响力的政治评论员沈旭晖的言论，他是明显站在示威者这一边，并且被一些年轻人视为精神领袖的人物。看他的讲话，你可以理解香港年轻人的想法和情感，但新加坡人留言：这么自以为是的言论。
你不是想理解吗？怎么轻易就把人家的分析视作自以为是？结果你还是看不透为什么成绩一面倒对吗，结果你还是相信自己一早就认定的香港人自以为是？所以成绩一面倒的原因就是——自以为是。你早就有答案了，哪里需要理解？这就像两个没法交融的圆，各据一方。
和亲友D聊天，他平日在新加坡总喜欢把对政府的不满挂在嘴边，但是香港示威，他却完全站在执法者那一边。
我很好奇，问他为什么一个喜欢“反”的人，却反对香港人反。
他说：因为香港社会的问题关中国什么事？关北京什么事？
我：香港政府没有权力，没有权力的政府就没有办法改变民生，改变社会。这是整个制度的问题，制度是根本的话，要改变只好从最根本去改变。
他听到这里突然火了：我们的（新加坡）政府有权力吗？
我：有啊， 怎么会没有？
他：那他们做了什么？我们新加坡人有什么？
我：他们给了你组屋。你有一间组屋。
他很气愤地说：组屋？组屋就够了吗？这样就可以了吗？香港人至少可以拿中国做借口走上街头，我们呢？我们有话去哪里说？我们想发出声音的时候，去哪里说？
我：每一个社会都会有临界点。我们没有发生像香港那样的事情，就是没有抵达临界点。
他：是吗？我的组屋那里刚刚有人跳楼了！我们有话没地方说，就等着一个个跳楼……
在那一刻，我突然明白，我们都把自己最深层的情感寄附在一个香港事件里。对于我，那是一种对理想状态与社会的追求，但对很多人来说期待一个理想是一种奢侈。就像D说的：我们只是想一步一脚印的工作，去赚钱养家。追理想，老百姓怎么办？
过了一阵子，他传来短信：我应该是嫉妒香港人吧。嫉妒他们能够这样做。
看到他的短信，我吓一跳。这是“羡慕嫉妒恨”吗？
因为在新加坡人眼里，香港已经享有比我们更多的言论自由，我们新加坡人都没有因此叫嚣上街，凭什么你们香港人上街了还搞破坏，就为了捍卫自由民主？
过去的半年，我和几个香港朋友几乎每天都在线上交流着香港的事，因为这样，本来疏于联系的友人也熟悉了。连早前不是面簿朋友的香港老教授都成了朋友。那种相互关心和激励的“共同命运感”在香港朋友身上，还有关心香港的朋友身上显而易见，而且那种力量和气场通过言行文字，一波波地散发开来；尤其当它来自你崇敬的、一辈子都献身于社会研究与为社会底层发声的老教授的时候，那种影响力更是惊人。
你怪外地势力也好，金钱政治也罢，无风不起浪。
我对香港，有特别的情感。因为那个地方，那所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教会我一些我从来不知道自己会相信的东西，例如容许你畅所欲言的课堂，互相翻译不同语言粤语、英语、华语的大组交流，理想主义的年轻人，让人不可置信的理想主义的可爱老教授们等等。
虽然七八年前的香港，有好多人不断告诉我，是一个早从巅峰滑落的地方，说我看到的是灯火开始黯然的香港。我却是乐得可以。
还记得刚抵达香港不久，在冬夜里从大坑住家步行到炮台山附近的车仔面摊吃宵夜。
回头看半山灯火，心想这个城市到底将如何改变我呢？心里既激动又害怕。那个最终将丢掉的自己，那个在等待我到达的自己。别客气啊，香港！掀开那些从未被掀开的，打开那些从未被打开的。给我所有未知的心跳，所有的可能与不可能。
我就像一个站在宝藏山前的孩子。踏进山里我将面对什么呢？
结果，很奇怪的。在这个最现实与市侩的金钱之地，我看到的都是最纯净和善良的人。或许因为是大学的关系。所以当那些大学生和示威者走上街头，里面有我的教授和好朋友的时候，我选择了相信他们的选择。
当我告诉我的香港好朋友我不知道要为香港难过还是高兴时，他说：苦中作乐啊，雁冰，C'est la vi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