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那个天光尚未大亮的春晨，30岁的陈丹青走出木心的房间，走过那面爬山虎墙时，有没有闻到湿漉漉的青藤气息，是否觉得虚弱，心里又溢满难以言喻的新生之感？
如果排列20世纪的名人友情，一定不会遗漏木心与陈丹青这对相差26岁的忘年交。有人把两人比作孔子与颜回，名为师徒，情同父子，比父子情更深。“我还会再遇到一个木心吗？”陈丹青曾慨叹，珍贵的关系不可替代，无法复制。
最近读到一篇记者对陈丹青的访谈。对两人的初见及交好他不止一次叙述，这次似乎说得最详细：
“那年元月我到纽约，木心是八月到的。秋天，我们在地铁遇见了，周围挤满乘客，有位我认识的上海画家陪着他，彼此介绍。问起出国前单位，他说是工艺美术机关，所以我不知他是画家，更不知他会写作。我记得他看人的眼神，锐利，专注，狡黠，还有我熟悉的沧桑：所有“文革”风雨活过来的中年人的沧桑。
“当时我们同在曼哈顿一所美术学院混留学生日子——那也是1920年代闻一多留学的学院，名叫“艺术学生联盟”——80年代，三五位上海留学生常逃出教室，聚在咖啡馆胡扯，有时木心也在。他年龄最大，总会逗人笑，但我俩没有深交。
“1983年春，当地华侨日报文学副刊出现木心短篇散文《街头三女人》，一读之下，我很惊讶。那时我与王安忆和阿城通信，得到他们持续寄来的小说，写得很好，但是，不消说，是我们这代人的话语和故事。可是木心两篇小文让我读到一种老练的、久违的文体——如今我才明白，那就是民国作家的文风，是我少年时阅读鲁迅等等留下的文字印记——我立刻找人要到他的电话，拨过去，说，木心你写得真好啊。
“他很平静，说，找时间见面谈。有天下午他来了，进门后点了烟，昏天黑地地聊。我做了夜饭留他，谈到凌晨两点。纽约地铁通宵运行，我送他回到他在杰美卡地区的寓所，上楼继续聊，他热了两杯牛奶，各自喝了，分手时已清晨四五点钟。”
——整段摘录，因含有丰富细节。最后我停在那个“清晨四五点钟”。2000年夏我去纽约，在位于杰克逊高地的友人家住过10天，却不知木心和陈丹青都是近邻，也不知道1983年那个天光尚未大亮的春日晨早，当30岁的陈丹青走出琼美卡木心的房间，走过那面爬山虎墙时，有没有闻到湿漉漉的青藤气息，是否觉得虚弱，心里又溢满难以言喻的新生之感？
情境不同却有相似之处的另一场彻夜长谈，是在伊格纳季耶夫的《以赛亚·伯林传》读到，有一章专门描述伯林和阿赫玛托娃的会见。
生于拉脱维亚的以赛亚·伯林，是英国自由主义思想大师。1945年12月，36岁的牛津大学前哲学教师以英国驻苏使馆一秘身份来到铁幕下的列宁格勒。午后雪花纷飞，书店偶遇的一个作家带他去见仰慕已久的俄罗斯最伟大女诗人。
“缪斯中最美丽的缪斯”阿赫玛托娃时年56岁，灰发旧衣裙，裹一条白色破披肩，营养不良眼圈发黑皮肤泛黄。1921年她第一任丈夫遭枪决，1938年唯一爱子入狱，但依然举止优雅目光慑人。
要不是英国首相丘吉尔的儿子突然追来喷泉宫，在院子里大喊伯林，让他回旅馆帮忙解决鱼子酱的保鲜，伯林与阿赫玛托娃的初识或许只是一次礼节性会面。可娇惯的小丘吉尔和鱼子酱让他们改约当晚九点再见，两人意外得以独处。
月光映入空荡荡小屋，伯林用“好像火炉上烧开的俄国茶炊不断咕噜咕噜”的老式俄语向女诗人致意，阿赫玛托娃则以温柔华美的类诗体慢节奏，对饥渴呼吸故乡氛围的伯林讲述他向往和惊诧的一桩桩“家常”。孤独的她把“来自未来的客人”伯林当成了最亲近的人，为他背诵一首首诗，伯林也忘了外交官身份，和她分食仅有的一碟水煮马铃薯，从“野狗俱乐部”到德军围城，从列宁格勒到牛津，他们穿越整个时代；谈过个人隐私，又谈起了最抽象的事物……这场剖肝沥胆的心灵交流，延续了13小时。
天已大亮，冻雨落到丰坦卡运河上的声音那么美妙，伯林起身告辞，一路目眩心悸。到了旅馆已是上午11点，他一头扑倒在床，口中喃喃有声：“我恋爱了，我恋爱了”。
柔弱不屈的俄国女诗人，深刻改变了伯林的思想。而阿赫玛托娃写下了《诗五首》，第一首作于1945年11月26日：
我仿佛俯在天边的云端，/把你讲过的话思念，/而你听到我的语句，/黑夜变得比白昼明丽。
我们，就是这样离开了大地，/像星星漫步于高高的天际。/无论是现在、将来，或者当初，/都不会有绝望，也不会有耻辱。/可是在现实生活中，你可听见/我怎样把活着的你呼唤。/我已经没有足够的力量，/关上你虚掩的门板。
按伯林回忆，那夜两人始终坐在房间两头，但读过《诗五首》的俄国人都认为，他们曾同床共枕。
为什么独处一宿必有肌肤之亲？我宁愿相信伯林，那时的人可以葆有灵魂相契的柏拉图式爱情；也相信喷泉宫的门扉，其实彻夜虚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