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文章博眼球，可惜欧阳修的心态太微妙——他是想提拔曾巩的话，何不秉公处理？还是他想保护自己？
很多人都读过苏轼的《刑赏忠厚之至论》吧。这篇自创典故的考试论文，因为主考官欧阳修的“多心眼”，以为是门人曾巩写的，想要避嫌，故意判了个第二名，让苏轼好生冤枉啊！
《刑赏忠厚之至论》常见于许多文章选本里，最著名，影响最大的是清代的《古文观止》。语文老师教这篇文章的时候一定会讲这个故事，我也不例外。可是故事从我口中说出以后，愈来愈觉得不对劲，好像这里面戏剧似的高潮结束，反而生出许多的空虚。
再来看一看故事最经典的叙述，苏辙的《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嘉祐二年，欧阳文忠公考试礼部进士，疾时文之诡异，思有以救之。梅圣俞时与其事，得公《论刑赏》，以示文忠。文忠惊喜，以为异人，欲以冠多士，疑曾子固所为。子固，文忠门下士也，乃置公第二。
《论刑赏》指的就是《刑赏忠厚之至论》，是嘉祐二年（1057）礼部省试的考题。阅卷官梅尧臣（圣俞）批阅苏轼的文章，认为笔法很接近欧阳修主张的畅达自然风格，于是请欧阳修看。欧阳修猜不出考生是谁，因为宋代科举考试实行试卷糊名弥封和誊录制度，看不到考生名字也认不出笔迹。
欧阳修很早便认识曾巩，1042年他写《送曾巩秀才》安慰落第的曾巩，惋惜曾巩的文章得不到考官的欣赏，欧阳修为他抱不平，认为天下只有他了解曾巩文章的优点（自信满满）。
那年苏轼22岁，曾巩39岁。在那之前的五个月，苏轼刚通过科举考试的第一关，获得第二名。说来苏洵为儿子的前途可真是煞费苦心。他写信给在成都做官的张方平，极力推荐两个儿子，希望经由张方平结交欧阳修和富弼。而且可能靠着张方平的关系，他们没有在家乡参加第一关的发解试，而是千里迢迢进京，利用京师取解名额比较多的优势，以“寄应”的办法入开封府试。
打铁趁热，苏轼和弟弟继续在京师备考第二关礼部省试，考试类型包括策、论、诗、赋和墨义。我们可以在苏轼和曾巩的文集里找到他们的文章，对照开篇，看看欧阳修为什么会“看走眼”。苏轼的文章说：尧舜禹汤文武成康之际，何其爱民之深，忧民之切，而待天下之以君子长者之道也。有一善，从而赏之，又从而咏歌嗟叹之，所以乐其始而勉其终；有一不善，从而罚之，又从而哀矜惩创之，所以弃其旧而开其新。故其吁俞之声， 欢忻惨戚，见于虞夏商周之书。
苏轼是用说故事的方式，先布置一个宏大的历史背景，那些古代的贤君都是怎样对待百姓的呢？用“何其”带有疑问（如何）和感叹（怎么那样）的语气来吸引读者的好奇。接着把“赏”和“刑”对举，用动态的“咏歌嗟叹”，心情的“哀矜惩创”，加上“吁俞”的声音陪衬，然后用典籍回应开篇的设计，表示以上所述都是可验证的。
曾巩写道：《书》记皋陶之说曰：“罪疑惟轻，功疑惟重。”释者曰：“刑疑附轻，赏疑从重，忠厚之至也！”夫有大罪者，其刑薄则不必当罪；有细功者，其赏厚则不必当功。然所以为忠厚之至者，何以论之？
文章里有很多典故，姑且不细讲，只看他的章法。劈头先来掉个书袋，这一招很危险，万一背记得不全，马上会被拆穿。苏轼就很巧妙地把用典引文藏在文章后面，其实他背错的才多呢。曾巩的写法就是后来明代八股文的标准范式，先破题，再逐一申论。八股文不讨喜，就是摆道理，没悬念嘛！
苏轼的文章博眼球，可惜欧阳修的心态太微妙——他是想提拔曾巩的话，何不秉公处理？还是他想保护自己？
苏轼是在单科“论”的那一场考了第二名，第一名是不是曾巩呢？结果不是。整个省试五科合计的成绩，第一名叫李寔，苏轼呢？不是第二名，是全部合格的388位考生之一。曾巩呢？排名比苏轼还后头——欧阳老师，您这是爱我还是害我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