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带有警醒意味的看法，仿佛“预言”一般，今日不幸而言中。
疫情还在全球蔓延的时候，两位在我的采访经历中留下深刻印记的前辈：教育家刘蕙霞与小说家於梨华几乎在同一个时候，在这个时局纷乱的年代里，分别在新加坡、美国去世了。
这两天想起两位前辈，心里隐隐一丝怀念，很自然的也要联想起曾经在不同时空下与她们做的访谈。1987年有缘到坐落在武吉知马的教育部课程发展署访问刘博士，那是个静谧的午后，为人爽朗的前辈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在那个氛围安详的下午，刘蕙霞以其服务教育界多年的心得，直陈自己对教育、语文等问题的看法。
之所以想起那次的访谈，更多的原因是多年之后重读旧稿，有感于刘蕙霞在30多年前的谈话，不但放诸今日犹未过时，而且她带有警醒意味的看法，仿佛“预言”一般，今日不幸而言中。
那天我们谈得最多的其实是当时已引起各方议论的语文教育问题，刘蕙霞告诉我，本地精通两种语文者一般以华校生居多。作为教育家，她从教育学的视角来谈方块字，认为从小认识方块字是一种心智上的训练，一个个的方块字，能给予学生整体的、综合的训练，方块字的部首可训练学生的联想力及分析力，如“林”字和“森”字，学生可把这两字分拆为两个或三个“木”字，从而推想到该字的意义。另一方面，中文字的形状也同样具有联想的效果，从鸟、水、山等字的字形，也可联想到该字的意义。这是中文有别于其他语文的地方，也就是心理学上所谓的格斯多心理学（Gestalt），意即整体的心理辨认，也即方块字可训练学生有全面看东西的能力。
刘蕙霞留学英国，她以自己作为例子，说明学习方块字对她日后学习英文、法文、日文都极有帮助。对于许多家长唯恐孩子学习华文会影响其英文的学习，刘蕙霞直指那是一种没有根据、很短视，而又对华文心存偏见的说法。她以语文专家研究的成果说，学习一种语文只会加强另一种语文的学习，而不是削弱，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曾担任教育学院院长的刘蕙霞并不排斥双语政策，但教人感佩的是，就在30多年前，在那语文问题还是敏感话题的年代里，她直言不讳：双语教育在实行后产生了偏差，且“日渐倾向单语教育”，造成学生并不积极学习母语。当时，她已发现一般中学生的华文水准已显著降低，一些学生甚至无法以完整的华语在会议上发言，而必须借助英语表达。那次访谈中，刘蕙霞已明确的对我们的社会敲下警钟：“这是一个危险的讯号，是值得我们留意的。”
於梨华在1980年代初曾三访新加坡，每一次都举行公开演讲，1990年，这位留学生文学的祖师奶奶，首次与其第二任丈夫，也即纽约州立大学奥本尼分校校长欧立文到新加坡来，那一次，我与她做了一次难忘的访谈。
於梨华曾于1975年从美国飞往中国大陆访问，1976年后在香港出版了《新中国的女性及其他》。这本散文集写的是文革时的中国，但写的并非文革的阴暗面，而是字里行间流露的歌颂色彩，也因此出版后引起广泛争议，甚至非议，可於梨华多年来一直三缄其口，没有公开谈过此书。那天访问於梨华的时候，我们谈得愉快，但我更想让於梨华现身说法，谈谈这本多年来落人口实的作品。
其实那时我不是没有顾忌的，我先请她不要介意我提的问题。於梨华听了笑了起来，说她并不介意，我也就直接提出，许多读者都觉得，她那本《新中国的女性及其他》是一个败笔，因为美化了文革时期的中国。
叫我印象深刻的是，於梨华并没有回避这个问题，也没有不高兴，而且也不打哈哈，她很认真的做了回应，其中不乏作为一个作家的反思与检讨。
她承认自己缺少了“一点理性的、冷静的分析”，是个十分感性的人，更“缺少张爱玲那种不介入，冷眼看七情六欲的性格”。
我们所认识的於梨华确实是个性情中人，周遭几位与她有过往来的好友、文友也都喜欢她性格中的直率爽快。那天她告诉我，经过钓鱼台事件后，1975年再回去中国，所见所闻让她对中国更为热爱和充满自豪感，觉得“中国人站起来了”。她也说了，她当时看的，都是一些“点”，一些当时最好的点，她也就不自觉的进入了接待人员给她看的，最好的“点”之中。
我是完全相信於梨华这番话的：“何况我把他们给我看的，和我童年时代的上海对比，觉得中国真是进步了许多，那时候的上海是满街乞丐，远远不如1975年，我当时的确很感动，写的时候也是全心全意的。”
那天於梨华一再说了，作为一个作家，真诚之必要，而当时她的想法却很天真，把事情看得太简单，欠缺理性的分析。可於梨华终究还是於梨华，面对自己，她并不否定自己在特定时空下走过的人生与写作之路，在长长的自我剖析之后，她说了这句：“我是从没懊悔我写过的这些东西。”
之所以回想起那次的访谈，也许因为有感于在一些读者心中，只要提起於梨华，《新中国的女性及其他》仍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