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敦南诚品熄灯关门，5万群众前来告别，幸好那是台北，否则，有违团聚令，又拉又锁，说不定之后又有人“死因无可疑”地堕楼，悲剧轮回，似越来越难断尾的恐怖肺炎。
熄灯前的最后一场演讲由詹宏志掌麦，他是“读书之神”，过目不忘，30多年以来一直是台湾文创产业的领航者，他来压轴，几乎理所当然。我有几位前辈和朋友，记忆力超强，詹先生、张大春、梁文道等等皆是，何时何地何人何书，以至有过什么对话交谈，他们读过听过都记得。
另有一位北京作家止庵，本名王进文，中学时立志从文，父亲是诗人，但被文革吓破了胆，劝儿子弃文学医，儿子听话，大学选了医科，毕业后做口腔科医生，然而几年后忍受不了枯燥，无法忍受一辈子坐在椅子上重复地叫病人“坐下来，张开口！”，索性辞职，做记者，做编辑，又到最后，什么都不做了，闭门读书写作，交出一部部的散文和评论。近作《惜别》在两岸三地皆得大奖，通过对母亲的悼亡而思考生死，非常动人。
聊天时，止庵谈及自己的记忆力，说廿年前读一本小说，停在某页某处，廿年后把书重新拿起来，翻到某页某处，即可从先前停顿的地方往下开展，不必回顾，不必重温，因为所有人名和情节皆在脑海深处，稍一用力，便可唤出，有几分似电脑搜索。
我听得几乎流口水，也咬牙，恨呀，恨自己记性不佳，人家是过目不忘，我却是过目即忘，在阅读和写作的工作上多走了不少弯路错路。唯有以勤补拙，多做笔记札记，如果你见到我的书架，必会发现每本书上密麻麻地贴满各色纸条，书页里亦划满红线和圈圈。这么的一贴一划，像在木上铭刻，动作带动脑袋，加深了当下记忆，也方便了日后检索，“手到”的功夫懒不得，鬼叫我蠢。
偶尔会捐几箱旧书义卖，但不知何故，有些书竟然流入二手书店。最可笑的是某回，在书店买了几本书，返家后翻看才看见自己的眉批札记，原来我根本不记得读过，更不记得卖了，如今在书架上见到书本，见猎心喜，笨笨地又买回去。自己是书的原主，却又是书的新客，等于在店里重遇自己，再把自己买回家。一想起便忍不住失笑，然而笑声里，也有久别重逢的暖意。
记性不好或许也有好处。把旧书当新书读，老去后，也懒得买新书了。随手捡出书架上的经典名著之类，强作少年时，一本一本地，耐性地，细细地，投入创作者的想象空间。只不过少年时读它们，是学习和领悟一个未曾经历的世界，如今读它们，却是把自己的生命经验拿来“验证”和“对照”。经典不老，读者却渐凋零，如同书店淘旧来新，世代循环，如同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