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官方与媒体的记录、报道之外，身在现场的作家，不论是张翎《一路惶恐》也好，方方日记也罢，提供的是另一种视角，一种惶恐底下的生活纪事。
2020年真是吊诡的一年，全世界各地无一幸免，突然都遭遇了同一场瘟疫，感受着共同的惶恐。知道张翎出了本散文集《一路惶恐──我的疫城纪事》，写她今年初在温州，历经疫情蔓延，受困疫城的所思所感，我就期待先睹为快。
张翎来自中国温州，目前住在加拿大。最初懂得张翎是因为她那本被冯小刚搬上银幕的小说《余震》，虽然很多人懂得电影《唐山大地震》，比懂得其原著小说还要多，但必须说，《余震》是一部很能触动人心的小说。
2014年，张翎应艺术理事会作家节之邀到新加坡来，我在她抵达之前，和她做了越洋访谈，作家节期间，并主持了张翎的那场主题演讲，如同她的小说，张翎是个温文暖心的人，承她拳拳盛意，那天我们在博物馆的一家西餐馆吃了一顿愉快轻松的午餐。
因为曾经与张翎有过一段短暂却温暖的交集，我因而特别想知道，她身处疫城的遭遇与体会。
张翎这本疫城纪事，并非目前流行的日记体，而是她在冠病疫情初暴发时的生活散记，是小说家根据受困期间的“一些零散记录和事后的片段追忆写成的”。整本书描摹的，是一个人在疫情下困坐愁城的现场。
仿佛命定与这场瘟疫相遇，张翎在今年1月23日，武汉封城当日，回到故乡温州与家人团聚，当时，她并不知道，温州已是全中国除湖北省之外的第二大重疫区，那之后，她猝不及防地就受困于实施“出行限制令”下的家乡，除了至亲之外，她的社会关系也在毫无防备下，一下子被切断了。
张翎形容冠状病毒“像章鱼也像蝎子的虫子”，书里其中一篇《蜗居》细腻地描述了她受困温州时居住的“斗室”，引用了在二战期间被关在纳粹监狱中，后遭杀害的捷克作家尤利乌斯·伏契克《绞刑架下的报告》的第三章《二六七号牢房》的开篇语：“从门口到窗户七步，从窗户到门口七步。”
坐落在温州市区的小小“蜗居”曾是张翎心里的天堂，从这个被她戏称为蜗居的窗口望出去，有一条河流，“能非常清晰地看见对岸尚存的一片草地和几间老式民房，一笼一笼青瓦顶的瓦缝间，间歇钻出一些矮小的植物，大都是绿色的。”
在过去，每当站在窗前看到河边景致时，张翎因而感恩于“在现代都市的市区里拥有这样的一片景致，只能用‘运气’和‘神话’来形容。”但疫情改变了一切。受困于“天堂”的那三周，张翎的感叹是，“当一个人被囚禁在天堂的时候，天堂和地狱没有区别。”疫情中被困，“蜗居”成了她的二六七号牢房。
书中另一章，张翎写了她在行动受限，粮食短缺的斗室里，对饥饿的惶恐，三星期里的60顿餐饭，对她来说，每一餐“都是负担”，是压在她心头的“一块砖石”。她不禁感叹：“在一个物质如此丰富的世界里，一个人可以随时变为一无所有，银行存款、信用卡可以在瞬间成为一张废纸。”
今年1月，当武汉因疫情而封城的时候，武汉作家方方自1月25日起，在网络上写日记，记录她本人在武汉疫情期间每天见闻之点滴，从最初的口罩难求，写到封城期间武汉人的衣食住行，各种民生问题，日常琐事，邻居间的互动，居民们的焦虑不满等，当中不乏对官方的防疫种种做出批评。
在当时，武汉“封城”是一件很能引人关注与悲悯的事，许多人都想了解多一点，武汉人在整个城市被封后如何生活、怎样生活。也因而方方日记当时所带来的现场信息，都足以叫读者一路追看，一时之间，方方及其日记也随之声名鼎沸。
可此一时彼一时，谁也没想到，曾经疫情十分激烈的武汉，在经过封城和“停运”之后，很快就在4月中获得控制。反倒是欧美社会，在疫情暴发后几近手足无措，媒体上读了西方在疫情下的种种应对态度与方式，还真有不少令人瞠目之处。也因此，当我听说翻译版的方方日记在西方出版，并引起中国网民的不满，我也曾想，方方日记中对武汉防疫的批评，或对封城期间一些悲惨情境的描述，还能引起西方人的好奇，甚或指责吗？在欧美，有不少同样的事情不正在发生着吗？
《一路惶恐》更多的是张翎对自己困守疫城的内心剖析，书中有不少她在疫城中的深刻体会与感叹：“若想让一个地方活起来，也许需要几十年的工夫，一代人的努力，而想让一个城市停摆，却只需要一桩新闻，一张布告。”
张翎让我们看到的，也许正如她自己所说，“我只不过是一个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陷入一段狼狈无措困境的人，我笔下记录的不是事件和数据，我想还原的是一个糊涂人对外界突发的灾难所感受到的哀伤和惶恐。”
2019冠病，COVID-19，对我们每个人来说，何尝不是一场“突发的灾难”，有一天，这一场从2019年延烧到2020年，或者也不知要延烧到何时的全球浩劫，势必记录在世界史上，成为世人的集体记忆。对于后人来说，这是一个怎样的记忆？除了官方与媒体的记录、报道之外，身在现场的作家，不论是张翎《一路惶恐》也好，方方日记也罢，提供的是另一种视角，一种惶恐底下的生活纪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