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次跟团游览葡萄牙的里斯本，自由活动结束归队途中，遥见导游在集合地点频频向我招手，我以为返程要提前，他在催促，三步并作两步跑过去，不料他是向我“紧急求助”。
那里有十多位华族团友早早归队，谁闲着提了一个问题：城市岸外的水域，Atlantic，华文怎么讲？七嘴八舌，没有一个人（包括导游）能够答出，卡住了，干着急。直到我这个“迟归者”说出：大西洋。哦──，众人发出一片喧哗，“恍然大悟”。
虽说是一个“非常用”词语，不一定反映语言能力，仍然令我深为感慨。若说新加坡人精通双语，这“精通”毕竟有所侧重。
更难堪的情形，可能“两头不到岸”。在邻里电影院看西片，我和妻子注意到，中老年观众很少。我的假设：英语听力跟不上，华语字幕也跟不上，没法看。
实事求是，新加坡人对双语的精通，普遍还是体现在实用需要上，或者也可以说是社交和商业沟通的层面上。
语言这东西，真要精通，非有深厚积累不可，那牵涉到历史和文化，甚至牵涉到宗教道德观念。
以我为例，英语只是掌握皮毛，远不达精通，而且这一辈子也甭想达到了。我们从小到大所受的教育，成长的环境，植入的意识和培养的情感，等等，跟英语∕西方精神的整体意涵和要义是“格格不入”的，在“语言学”的极限意义上，只能是门外汉。
读齐邦媛的《巨流河》，感触良深，只有像她那样，家庭、学校、社会和人际等各方面始终都具有坚实传承的，才能深刻领悟并顺畅讲解英国文学的完整传统和体系。
我的华语呢？上手而已。小学中学，正当文化大革命，“古代汉语”完全割裂，“现代汉语”也被灌输得不伦不类。后来的岁月进行了全面恶补，然而难免存在缺憾。
最近了解到一则典籍“断句”的辨析，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原来也可作“道可，道非，常道”，惊诧矣。
唉，语言这东西，干吗要说得这么“文艺腔”？说生动活泼雅俗共赏的──新加坡人爱直白：谁怕谁？乌龟怕铁锤！中国人善调侃：癞蛤蟆上砧板，别真把自己当块肉。
语言形象出色，自能打破语种界限，美国电视剧的台词，描述某年轻女子的腿很修长：她从脖子以下就是大腿。
然后么，夹带点“私货”，我小说里的，华语写作，取的是“西式”风格，形容某人的干笑：如同热带香蕉，没有水分，但是剥了皮，肉还是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