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尔夫说，衣服能改变我们对世界的看法，也能改变世界对我们的看法。
孤陋寡闻，美国女诗人露易丝·格丽克摘下今年的诺奖桂冠之前，我从未读过她的诗作。看到中文译者柳向阳说：格丽克早期被称为“后自白派”，但又超越了自白派，倒是想起了年轻时热爱过的美国“自白派”诗人西尔维亚·普拉斯。
1963年31岁自杀身亡的普拉斯，是少数人生与作品奇妙融合的作家。她的天赋才华，与英国诗人泰德·休斯爱恨交织的旷世之恋，至今仍是流传的“耳语”。普拉斯传记层出不穷，普拉斯研究生生不息，教人记起她的墓志铭：“即便在烈焰之中，也能种出金色莲花。”
最近读到关于普拉斯的文字，谈论的是她的衣着。“她看上去就像1950年代的一个梦。”英国时尚作家特莉·纽曼在《名作家和他们的衣橱》中写：美国东部私校生流行的里外两件套，双圈珍珠项链，夏季衬衣式连衣裙，这些形象帮助建造了她的神话。但就如她的散文和诗歌讲述故事的方式，她的服装起的是一种虚饰作用，是抵挡世界的盔甲，以演绎出一个更强大、更忙碌和更有用的自我。
普拉斯去世前几年结识的女诗人露丝·芬莱特在2013年回忆：“我的第一印象是，一个燃烧着勃勃雄心和智慧才华的年轻女人，试图伪装成恪守常规、忠诚奉献的妻子。她戴一顶小帽，身穿宽下摆、闪闪发光的紧身墨绿色连衣裙——好似我在纽约的一个姑妈，穿成要去参加鸡尾酒会的样子。”
普拉斯为何伪装？她的制服式、常规式着装，是不让自己崩溃的角色扮演。她1961年8月完成的唯一长篇小说《钟形罩》，以维多利亚·卢卡斯的笔名发表，其实是一个自传体故事。躲在女主角埃丝特身后，小说有一部分重新讲述了1953年普拉斯在纽约《小姐》杂志工作的情形。离开曼哈顿时，埃丝特对那段肤浅生活大失所望，她扔掉了自己所有的漂亮衣裳——这正是普拉斯离开纽约返回家乡时所为：
我抓住自己抱着的那捆衣服，拽着苍白的一头往外抽。一条无肩带的松紧长衬裙落到我手中，这衬裙已经穿得没有弹性了。我挥舞着它，像挥舞一面休战旗，一次，两次……微风擒住了它，我松开手。
一小片白色飘入空中，开始慢慢下降，我不知道它会歇息到哪条街或哪片屋顶……
一件又一件，我把我的衣服全部送入夜风，那些灰色的碎片震颤着，仿佛心爱之人的骨灰，它们飘走了，在纽约漆黑的心脏，散落在这里、那里，确切是哪里，我永远不会知道。
普拉斯和衣装的复杂关系是个特例。所谓“捕捉文学与时尚交汇的惊喜瞬间”，《名作家和他们的衣橱》逐一打开50位知名男女作家的神秘衣橱，在多数作家那里，衣装是意识和思想的延伸和外化，也是有效的文学技法。乔治·桑、格特鲁德·斯泰因、伊迪丝·华顿、西蒙娜·德·波伏娃、帕蒂·史密斯、苏珊·桑塔格、托妮·莫里森、乔伊斯·卡罗尔·欧茨、扎迪·史密斯……众多女作家里，我比较喜欢的还是弗吉尼亚·伍尔夫的理念和风尚。
虽然在1927年剪过短发，经典的伍尔夫形象，是在颈项后松松绾一个发髻。“她的身材高挑，长得像只鸟”，有一双沉思的眼睛。裹住双肩的长款开衫成了标志，“她代表了布卢姆斯伯里派的形象——无拘无束的高雅，它已成为若无其事，不过分修饰和优雅着装的同义词。”把毛衣与花园劳作时穿的裙子、印花家居服和皮草坎肩、扣襻鞋和披肩混搭，这种奇特的组合比Prada的“极客时尚”早了70多年。她具有个人特质的聪慧着装，契合度堪称完美。
最近正读伍尔夫1925年出版的长篇意识流小说《达洛维夫人》。故事发生在一天时间里，达洛维夫人的生活和饱受炮弹休克症折磨的一战老兵赛普蒂莫斯·史密斯的生活，交错编织。伍尔夫刻意以一条绿裙子为媒介，象征岁月里的某些时刻，经历中的某些层次。达洛维太太缝补着她最喜爱的绿裙子，渐渐被往事淹没，那些定义了她和她目前状况的时刻重现在眼前。
伍尔夫说，衣服能改变我们对世界的看法，也能改变世界对我们的看法。1920年代她曾为英国版《时尚》撰文，主编多萝西·托德请摄影师为她拍摄一组照片，伍尔夫穿的是她母亲维多利亚时代的连衣裙。典型的伍尔夫风格，既是思想上又是着装上的一种表达。“那连衣裙不太合身，而且绝对过时——不顾时尚，毫不掩饰地怀念逝去的时光，使人忆起昔日的荣光。”
个人住在个人的衣服里。衣服是一种言语，随身带着的袖珍戏剧——你想到哪位华人女作家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