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佛循着张爱玲所说弗洛伊德的思路，至今已见两位学者试图分析，张爱玲这个一错两年的“笔误”，只因记性太差，还是背后另有意味深长的缘由。
张爱玲记性不好，本有许多例子，读宋以朗编辑，皇冠近期出版的70多万字《张爱玲往来书信集》，更加深了这种感觉。
以往印象中，张爱玲的坏记性集中于日期和数字。比较著名的“公案”，有关那篇诞生了张氏金句“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的《天才梦》。直到晚年张爱玲还对19岁时在《西风》征文中遭遇的“不公正待遇”耿耿于怀，但学者和张迷们考证，无论是征文字数限制、征文格式乃至奖项等，她都记错了，而且可能当年就没看清楚征文广告具体条款。征文字数限制5000以内，她误以为500，她最终得到的名誉奖第三名，她写成“特别奖”，甚至把自己获奖文章的1500多字，记成490多字。
不久前翻家中旧杂志，无意间找出2004年7月号的《印刻》，这期的张爱玲专辑里，刊载了一封1966年6月4日她写给华盛顿英国大使馆的信件。事缘其时张爱玲有意应聘某大学驻校作家，需学历证明，她因文件遗失致函港大要求补发，但港大注册处只证明其“两进两出”，只字不提她成绩优良获奖学金等荣誉，几番交涉未果。当时香港仍为英国殖民地，她去信驻华府的英使馆求助。为说明自己的状况，千余字的信里有这样一段：“……1955年我移民美国，60年代嫁给一位美国人，获得美国籍。我的母亲已归化英国籍，于1958年在伦敦过世……”
这封信以前没读过，饶有兴致，可读到此处心里真是一惊：她和赖雅登记结婚是抵美的第二年，1956年8月14日，8月18日她还写信告诉邝文美，怎么忽然变成了“60年代”？其母黄逸梵1957年10月11日在伦敦病故，10月24日她在给宋淇夫妇的信里准确地报告，母亲已“在两星期前去世”，给使馆的信里却白纸黑字写成“1958年”。
这封信由陈姿羽翻译为中文，苏伟贞写导言，两人都没发现，因此也不见注明信中的“笔误”。的确没人会想到，1966年的张爱玲46岁，仅属中年，记性再差，也不至于把母亲去世的年份和自己再婚的年代都搞错，而且是在一份致官方机构的正式信函里。
所以，当我在张爱玲与宋淇夫妇的书信集里看到那么多的“我记错了”“我又忘了”，不再惊奇莫名。张爱玲在美国很大程度上靠稿酬生活，却连皇冠某个时期固定给她的稿费是半年还是一年2000美金都弄不清楚。更离谱的是，1955年她离港赴美前，在宋淇帮助下向电懋公司预支了两部剧本的全部稿费，五年后却忘了个一干二净，经邝文美提醒才想起确有这回事。一个最怕欠人钱、欠人情的人，居然忘记这么一笔款项，简直不可思议。
这几天翻阅我蛮喜欢的书评人刘铮的一本随笔集，赫见有篇文章名为《张爱玲记错了》，记载了张爱玲作品中的字句错误、出处错误、情节错误、张冠李戴，总共22例，让人大开眼界。引用的错误，我在陈子善所著《张爱玲丛考》中也读到过，说张爱玲在《谈吃与画饼充饥》中，把鲁迅翻译的苏联作家淑雪兼珂（也译左琴科）1926年的短篇小说《贵家妇女》，误记为《包子》；而张爱玲所写的“包子”，鲁迅实际上译为“肉馒头”。
陈子善和刘铮都眼尖，当然火眼金睛有学问打底。对祖师奶奶他们很尊敬。刘铮这么说：“在人情物理上，在遣词造句上，张爱玲都可说是个心思极细的人，不过，她对引用是否精确，似乎并不怎么措意。加之彼时查检资料匪易，张爱玲又没有藏书的习惯，引用时有些误记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往大处说，张爱玲显然没有‘照相式的记忆能力’，也许有的只是一个poor memory（差记性）；她留下的笔误着实不能算少。”
刘铮解释，自己读书时记下这些并无他意，只是觉得好玩——张爱玲也会记错哦！文章末尾还引了桑塔格小说《火山情人》里的一句：“天才啊，就跟美一样，一切，好吧几乎一切，都会被谅解的。”
有意思的是，和他把笔误皆归结于记性和未查证资料相反，张爱玲在《对照记》里说：心理分析宗师认为，世上没有笔误或是说错一个字的事，都是本来心里就是这样想，无意中透露的。这话她之前也说过，宗师指的是弗洛伊德。
但也正是在《对照记》里，张爱玲留下了另一个著名“笔误”：把有案可查的1945年7月21日在沪上一场“纳凉会”里与李香兰的合影，注写成“1943年在园游会中遇见影星李香兰”。而仿佛循着张爱玲所说弗洛伊德的思路，至今已见两位学者试图分析，张爱玲这个一错两年的“笔误”，只因记性太差，还是背后另有意味深长的缘由。
篇幅所限，下次再谈“背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