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婚后，我留在新加坡过年的次数屈指可数。
先生的老家是位于森美兰州芙蓉市附近的一个小镇。几乎每个小年夜，我们都得加入新马关卡的车龙队伍，赶回乡过年。即使公公去世以后，婆婆搬来新加坡和我们同住的那些年，我们还是得长途跋涉，回到空无一人的老家过年。对婆婆来说，唯有回到老家才能安心过年。
由于先生是家中的独子，回乡过年是传统，也是孝道。他尚有姐姐和妹妹，但都已嫁为人妇。因此，我们拜年的对象仅限于她们两家人。其余的时间只能百无聊赖地待在屋里啃瓜子，看电视。我对这样的过年方式不免感到厌倦，但一念及婆婆的情感需要，就不得不压抑想避年的私念。话虽如此，我还是有过三次破格之举。
婚后第四年，我决定帮助老邻居完成她和失散多年的弟弟团聚的心愿。自从她和远在中国深圳的弟弟取得联系后，我就一直为她代笔写家书，也因此深深了解她的渴望。当时，她的弟弟一再邀请她去深圳过春节，她却苦于无人带路。于是，我自告奋勇。那一次，我也趁机带了自己的父母同游，以补偿我出嫁以后不能回娘家拜年的亏欠。
我首次破格就得到先生的全力支持，并且他也愿意一起同行。这间接为我接下来两次的破格铺了垫，壮了胆。
2007年，我建议全家去越南过年。婆婆对这样的安排没有异议，也乐意和我们同游。为了体验越战期间人们在不见天日的地道中生活的境况，我们一家四口尾随导游钻进狭窄的地道中，婆婆则留在地面等候。不料，半途开始出现缺氧的状况，呼吸越来越困难。两个孩子在阴暗的地道里不哭不闹，一路配合大人的指示匍匐爬行，直到安全地回到地面。隔了14年，儿子对当年的历险记依然记忆犹新。
2011年的春节，我独自出走以色列，让先生带着两个孩子回芙蓉小镇过年。当时，我正面临倦怠症（burnout），急需有一段独处的时间去面对自已，以重燃对生命的热忱。于是，我将一切都豁出去了。那是一趟说走就走的旅程，当然不会得到婆婆的谅解和先生的祝福。庆幸的是，那次的一意孤行非但没有带来家变，反而让我有一个全新的开始。
近几年来，我们再也不回芙蓉小镇过年了。自从先生接受外派后，我们若不是回到新加坡团聚，就是就地过年。婆婆也欣然接受了这样的转变，因为她逐渐领悟到：年过得好不好与身在何处无关，只要心在家，人就在家，心中有年，便是好年。因此，异乡过年也一样开心。
今年拜冠病疫情所赐，我们一家人原定在M城齐聚一堂的计划泡汤了。大家天各一方，只好借助科技进行云拜年，视讯吃团圆饭和送电子红包，以营造一个“天涯共此时”的氛围。这样的过年方式当然少了温度和年味。然而，只要在互联网另一端的家人安然无恙，辛丑年就是一个好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