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号”离开新加坡后，在亚洲停靠了两个港口——缅甸的仰光和斯里兰卡的科伦坡。
在这两地，我们都参加了游轮组织的上岸游览项目。缅甸主要是参观几座著名的佛塔，而斯里兰卡则是走马看花前殖民地的遗留建筑：葡萄牙人的要塞、荷兰人的军火库以及英国人的法院和警察局等。
两个国家都有悠久的历史，据我预先所作的功课，早在中世纪，某个部族的国王已经开始统治缅甸中部，之后几个世纪，缅甸先后出现过东固王朝（Toungoo Dynasty）和贡榜王朝（Konbaung Dynasty）。而印度洋岛屿斯里兰卡，公元前僧伽罗人（Sinhalese）就从印度迁移到此，逐步建立了僧伽罗王国。13世纪殖民者入侵之前，当地处于三国鼎立状态，分别是北部泰米尔人的贾夫纳（Jaffna）王国，南部高地僧伽罗人的康提（Kandyan）王国和低地僧伽罗人的科提（Kotte）王国。
所以我就想不通，两地旅游当局，为何“舍本求末”，不向外来游客首先大力推销跟它们自身的民族变迁∕朝代更替有关的保留遗址或历史古迹？那在某种意义上才是本土象征的“活化石”。尤其是像北京故宫或西安兵马俑那样的宏大标记，具有震撼人心的“对外”叙事效果和宣传红利，如果有的话，理当大规模整理开放。
带着疑问，我曾请教仰光的导游，她思索了一下，然后告诉我，古代王宫之类的建筑好像有保存下来的，不过应该是很破败了，可能正在进行修复――“好像”、“不过”和“可能”，她的语词充满不确定性。我意识到，不是她回答不了我的问题，而是我的问题的出发点有些自高自大。
我的思维是基于以往在中国长期所受的教育影响。但是，仔细想想，缅甸和斯里兰卡，还有“环球”亚非拉其他许多类似的小国乃至地区，它们古往今来的国情民情以及观念理念同中国贯穿了几千年的“固有风尚”很不一样，不存在一条以不变应万变的“大一统中央帝国”的历史轴线，更不存在坚持强悍的对内对外的政治性传统操作。
值得一提的是，德国哲学家黑格尔的论点广为人知，他认为中国历史从本质上看，只有历史记载，缺乏历史精神。这当然也只是一家之言，正反与反正，语境和话语权。
两地匆促的游览经历，冲淡了我潜意识里的“历史政治酵母”。分散的小国弱国，旅游业只是商业，经济收益是第一考量，也几乎是唯一考量。“历史精神”对它们来说理所当然是奢扯和空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