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一鸣／报道
本地舞蹈界有几个“半路出家”的男舞者，没经过专科舞蹈训练的他们，却成功成为专业舞团的一员。他们通过舞蹈，收获艺术表述的自由和欢乐，在心灵和肢体上得到满足。
新加坡是个相当重视文凭的社会，尤其讲究“专业对口”——这似乎是一个人才优化配置的正常模式，但过分追求文凭，强调学历，是否也显示了我们思维上的僵化和狭隘？
幸而并不是各行各样都照本宣科，舞蹈界就有几位“半路出家”的舞者，打破了“文凭至上”的观念桎梏。没经过专科舞蹈训练的他们，竟然能在专业舞团里得到一席之地，也跨越了专业的界别，收获了艺术表述的自由和欢乐。
黄德文——机械工程系毕业的芭蕾舞者
加入新加坡舞蹈剧场担任舞者逾五个月的黄德文（25岁），经历了今年3月在古典剧目《堂吉诃德》初登场洗礼，直言爱上专业舞者的生活，完全不后悔。
“如果没当上舞者才会后悔，这是我真正想做的事情，我无论在心灵上或肢体上都很满足。”谈吐和身姿皆优雅的他说道。
许多人不知道的是，他并非舞蹈专科出身，读的科目跟艺术毫无关联。以优异成绩毕业自国家初级学院的黄德文，最初报读新加坡国立大学理学院和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天体物理学（astrophysics）系，获两所大学录取后，改变主意报读新加坡科技设计大学机械工程，并获奖学金。谁知“机工”系毕业的他，又当了全职舞者，这不是一般人可实现的跨越。
黄德文说：“我的大脑一半专于机工，一半专于舞蹈，互不干扰。”
父亲曾是芭蕾教师
7岁时，他被父亲送去私人舞校学芭蕾，父亲曾是芭蕾教师。
“父亲的提携是一方面，我对芭蕾是极其热爱的，即使我不曾在舞蹈专科院校学习过，我也始终把成为专业芭蕾舞者当作目标。越跳就越爱跳，不管是读书还是服役，我的所有私人时间几乎都在芭蕾教室里度过。读机工系也不是浪费时间随便读读，和父母讨论过，以后卸下舞者职业，仍有一技之长，毕竟舞者是青春行业。”
黄德文目前是新加坡舞蹈剧场里唯一没有舞蹈文凭的舞者。和科班出身的同事比较，他坦言不怎么担心自己的技术水准，“舞团里的课我之前也上过，能跟得上，庆幸多年来那些私底下的特训都派上了用场，也庆幸自己一直没放弃。”
陈奕玮——从武术过渡到华族舞
17岁的陈奕玮是华族舞团聚舞坊当代艺团最年轻的舞者，两年来，仅团内的大型专场汇演就参加了四场。他腼腆地说，最初只是来聚舞坊学武术，后来才被创意总监蔡适吉擢升为舞者。6岁就浸濡舞团的他，实际上是“老团员”了。
“武术套路比较定式，舞蹈上我却可以随心而灵性地发挥和表达。武术跟舞蹈当然不一样，若说因有武术给肢体打下的功底就能轻松掌握舞蹈，也不尽然。”陈奕玮年纪小，思维却成熟，他用标准华语说：“武术我们要练得很刚，华族舞即使对男舞者也要求柔的表现，还得有情感的融入，这都是差异。不过，会武术倒是有利于我掌握舞蹈基本功。”
读中三时，蔡适吉在一群少年武生中看准他的天赋，让他从武术过渡到舞蹈，他刚好在学校也参加现代舞社团。
此刻读华侨中学高一的他说，他想过将来当专业舞者，可以的话，以华族舞蹈为方向。“相比于现代舞，我更喜欢华族舞，坦白说，我这个年纪，能完成现代舞的高难度动作，却带不出现代舞的哲学性，反而华族舞表意象形的特点明确；况且，聚舞坊的华族舞本身就包含现代舞意念，我在华族舞大框架下悠游自如。我有心跳下去，我对华族舞的融入毫无困难，这是我们华人不该有距离感的一种舞蹈。”
邝伟杰——游走于工程师和舞者两个身份
寻找兴趣和追求梦想不分早晚，童年、少年时就抓住梦想是种幸运，而青年时期仍能矢志不渝追求跟别人不一样的梦，那就得付出更多勇气和现实考量。
本地现代舞团Raw Moves舞者、34岁的邝伟杰，和舞蹈的相遇发生在2004年入读国大时。“那时我跳的是嘻哈舞，参加了校内外不少比赛和表演，之前只喜欢体育运动。我想说，舞蹈一直都在，只是我没接触到，我相信这跟家庭、教育、交友都有关系，亲艺术的环境中，自然有更多机会让人发现与艺术的共鸣。”
他接着说：“我并不追悔没能早点跳舞，毕竟这是无法改变的事，但我现在的确需要比年轻人更自律、更严谨、更保护自己，我还想尽可能长久地跳下去。”
时间的掌控最重要
与黄德文一样，邝伟杰大学时修读的也是机械工程，毕业后想全面学习现代舞和芭蕾舞，一边工作一边跟Raw Moves的创办人、艺术总监沈少杰学舞，后来通过面试加入舞团迄今五年，这期间他白天是太阳能公司的工程师，下班后和周末是舞团的舞者。一个人有两个专业，在邝伟杰看来并不奇怪。
“我的两个老板都知道我有两个身份，我太阳能公司的同事们也常来看我的演出。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时间掌控，说白了就是舍弃看电影、逛街之类的休闲，除此之外，我要求自己的专业度在两个身份上实现，都不荒废，都要做好。”邝伟杰说，“比如7点排练，我就要更专注更刻苦地完成工作，按时来到舞团，我排舞练习心无旁骛，全情投入。”
填补本地男芭蕾舞者的缺憾
舞蹈界一直以来欠缺男舞者，国际如此，本地尤甚，土生土长的男舞者更是凤毛麟角。拿舞蹈剧场来说，黄德文的加入，终于弥补了自陈裕光离团近10年后，本地便无男芭蕾舞者的缺憾。
黄德文对自身“一根独苗”的境遇颇有体认，“我能走到这一步不容易，因此绝不是既来之则安之的随遇而安心态，我是一定要在团里做出一番成绩，为新加坡舞蹈界做出点东西来的。我是新加坡男舞者，我为这一点感到骄傲。”
黄德文还有一个弟弟，两人从小一起学习芭蕾，弟弟却没有成为舞者的打算。“他正读政治学，也跳跳现代舞，但芭蕾仍是我们共同的兴趣，我的演出他都看，我相信这真的是一种家庭内的艺术熏陶。”
艺术兴趣不应有性别之分
陈奕玮中一开始参加舞蹈活动时，已发觉自己对舞蹈的着迷，却不得不对自己做“心理建设“：“学校有些人认为男生跳舞很奇怪，我也是挺过了别人那一关。我的想法是：我能跳舞爱跳舞，是让我自豪的一件事，没什么好害羞的。没有接触过舞蹈，不了解舞蹈的美好，没有权利对别人的选择发表片面的意见，因此，我总是请同学来看我的演出，我要向他们展示一个不同的世界。”
邝伟杰也注意到对新加坡学生选择课外活动时存在一种“性别政治学”：“基本上经过了传统教育体制的我们，都会发现课外活动呈现两性分化的趋势，某些活动参与的女生多，某些则是男生多，不管这一点是不是陈规，我理解起来有点困难，这应该属于社会议题的范畴。”
说到教育机制，三位受访者都较认同近些年政府在推动学生接触艺术方面做出的努力，但仍有可改善之处，比如：是否该量化、分数化艺术类课外活动？当然，艺术院校则不在讨论之列。一般学校把参与课程辅助活动纳入成绩考核，造成不少学生勤学苦练，只为求分数，功利化地看待艺术，看不到其核心的人文价值、美育功能。
陈奕玮说：“我相信人的艺术兴趣应该是自发自知的，实在没这种兴趣，任凭怎样推广和强调，都没有效果。”他十分清楚：艺术，不是每个人的那杯茶，强求不得。
反思新加坡教育机制
因为独特求学就职经历，也因为在舞团和来自各国的舞者共事，黄德文反思新加坡教育机制上的缺陷：“将艺术分数化，只能制造出更多对艺术无感的人。可以说我们一切学校教育都着眼于经济发展，艺术扮演着次等角色，直到此刻，政府才意识到艺术的重要性——很多国人不懂艺术，不知如何欣赏艺术固有的、内在的美感。我们要开放，或放开，真正去感受、享受艺术。新加坡以一个文明社会的姿态行进着，我们更应拥抱艺术带来的创造性思维，而不是让每个人复制同一个公式，企图解决一切问题。”
邝伟杰也提出个人看法：“新加坡很年轻，从第三世界国家短时间内晋升到世界发达国家，原因人尽皆知：我们极重视经济，我们有受过良好训练的劳动人口，我在理数、科技领域出类拔萃——这形塑了我们的国民性。新加坡目前在社会性质上从商业社会向文化社会过渡，这需要时间，比起历史悠久的国家，我们的艺术界在二三十年内取得的长足发展，是有目共睹的。”
“不管怎样，艺术推助着我成为想成为的人，我看到比现实生活更美更优雅的一面，这是我通过努力达到的境界。”黄德文说，“还有，我是个感情丰沛的人，舞蹈允许我以真实状态自在活着。”
陈奕玮说，以后即使没成为全职舞者，也不会放弃舞蹈：“我记着每次演出完毕在台上对台下观众谢幕的那种满足、成就和激动，让我感到这一切都值得了，那是我要铭记一生的心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