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金宇澄近年除了文学创作，也从事版画创作，主要是插画。对于自己的“双栖”身份，他说：“我是没计划的人。从小被教导，人不可以学小猫钓鱼，它一会儿抓蝴蝶，一会儿采花。现在想想，其实是可以这样跳来跳去的，自己写，自己画，一切凭兴趣做，非常好玩。”
中国作家金宇澄2012年以一部长篇小说《繁花》红遍各地华文文坛，小说出版后先后获得茅盾文学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之年度小说家奖、施耐庵奖、鲁迅文化奖年度小说等中国大奖。《繁花》之后，金宇澄近两三年来又出版短篇小说集《方岛》、中篇小说《轻寒》，以及纪实文学《碗》《回望》等作品。
金宇澄近年来也走红台湾，很受台湾文坛肯定，散文集《我们并不知道》名列“2017 Openbook年度好书·中文创作得奖作品”，《金宇澄作品选辑：轻寒·方岛·碗》获得“2018台北国际书展大奖”小说类首奖，纪实文学《回望》则获得“2018 Openbook年度好书”。
新身份：插画家
除了文学创作，金宇澄近年来渐渐有了新的身份，从作家成了版画家，主要画的是插画。虽然他没受过专业插画训练，但由于从小对绘画有浓厚兴趣，作品别具一种随性的、质朴的可爱，叫人看了欢喜。
金宇澄即将于月底应“星衢文学讲座”之邀，到新加坡发表演讲“叙事的魅力”，并举行版画展“文学与版画”。金宇澄在上海接受联合早报电邮访问时说：“以前我只喜欢看图，注意画面，没有画的冲动，《繁花》单行本出版的阶段，才产生自己插图的想法，是自学的，就是想补充文字的某种不足。
金宇澄说，他的写作也“喜欢让文字出现画面”，但他坦言：“写和画都很有难度，我想到的内容，能写出或画出10%就很好了，当然绘画更直截了当，比如上海老弄堂房子比石库门’更简陋，楼上楼下几户人家是什么方位等，我写一万字未必说清楚，画一张图读者立刻看明白。”
《繁花》出版后，不少读者喜欢插图，引起金宇澄兴趣，他后来又为散文集《洗牌年代》及其他新书画插图。
谈到自己的绘画，金宇澄说得客观：“画《繁花》插图，是随便用圆珠笔在打过字的4A纸反面画的，随便剪贴，用修正液；到了画《洗牌年代》，知道用稍好的纸笔了。自己写文章，自己插图，集中于一人，有‘倾其所有’的满足感。当然色彩、线条等肯定都不专业。我是没计划的人，记得从小被教导，人不可以学小猫钓鱼，它一会儿抓蝴蝶，一会儿采花。现在想想，其实是可以这样跳来跳去的，自己写，自己画，一切凭兴趣做，非常好玩。”
金宇澄自承“很喜欢黑白对比、线条，喜欢版画的效果”。他说：“早前读鲁迅的作品，他老人家推崇的版画，都和文学联系在一起，印象很深。其实专业版画有绝不简单的技术性手段，我不专业，只在喜欢，力求情感上接近。因此参与版画与手工印刷工作室‘印物所’的丝网版画，越发让我感兴趣，专业的团队，都是年轻人，很愿意和年轻人合作。总的来说，整个环境和做出的品质、纸张、颜色选择，以及制版的过程，非常有意思。”
文学煎熬，画图内心安静
对于金宇澄来说，写作与绘画的感受不一样。他说：“相对说写作更纠结一些，哪怕想写好怎样一个小说，无时无刻的文字取舍，美术的过程更享受，尤其晚上画图，内心非常安静。修改的程度也不一样，一部小说，尤其长篇，不知浪费多少过程——今天觉得好，明天全部不要了，这种事常常发生，从头到尾常出现各种问题。绘画不会，绘画的意义大概更宽泛，很容易投入？我说不上来，文学非常煎熬。《麦地的方桌》我画了很长时间，越画越细，时间拖得很长也喜欢。”
金宇澄也认为，画图在取材方面很像写小说，被某些故事画面的设想吸引。“比如《一幢欧式大楼》，我一直觉得乌达克设计的上海淮海路爱司大楼好看，照实画出来，却很没兴趣。有一天，我想到有一只大手把大楼提起来，下方露出半张女人的脸，有了情节、‘故事性’，就有画的兴趣。”
他又说：“比如写割麦子的故事，然后画出分解的步骤，怎么捆麦子，怎么堆麦秸垛，麦穗朝里，十字方式叠起来。写了马的故事，画钉马掌的细节。文图各有表现，以后有新书，一定会继续配插图。”
但金宇澄也明确表明：“我不会有‘插画家’奢望，很难为别人的文字配图，很难。点滴的体会是，像写作，常常转换到读者角度考虑，选画也一样，会考虑哪些画面读者会更喜欢，常规样式不大能满足我，尽量显露个人的色彩和趣味。”
纪实文学获肯定
金宇澄于2012年以小说《繁花》广受注目，他的纪实作品《碗》及家族回忆录《回望》近年来也同样获得很大肯定。《碗》写一代知青，因文革10年改变命运，《碗》出版后，许多读者都想知道，是什么原因促使金宇澄在文革多年后写下这部作品？
金宇澄说得颇有感触：“《碗》一直积淀于心，曾经为它写了小说，但难以写透。2006年看了一部纪录片的素材带，重现我熟悉的过往，这一代青年的旧时光——摄制者记录北上的整个过程，牵扯到的一些难忘人物，开始逐渐发酵，等2012年写了《繁花》，立刻就写《碗》，以后做了多次的修订。面对‘知识青年’的旧主题，《碗》突出一种特别的双线关系——当年这些50后的小青年，是伴随20、30、40后的刑满人员一起度过的，对方总是耐心教育城市青年们怎么做事、做人，怎么产生互动，怎么面对突发事件，怎么聊天、做建筑、造砖烧窑、担当临时马夫，按他们悉心的指点，年轻人才慢慢地熟悉起来。”
金宇澄16岁离开上海去黑龙江务农，七年后返回。他说：“所谓‘青春无悔’，真也是长夜如磐，当然，肠子悔青也无人理会，所谓的悔恨，大致有两类吧，下乡的难免自悔，怎么当年一经口号的忽悠，轻易就迁了户口？应该死活不走才对呀；因为两地区别实在太大——想想当年那些同伙，为了从黑龙江调回上海，不惜弄残身体的例子，谁还记得？凭借种种理由，一声不响赖在上海、死不迁户口的同学，情况真也不怎么样，是在街道生产组做零碎弱智的手工，婆婆妈妈了七八年，然后目睹下乡青年热闹蜂拥回城的场面，有寂寞有悔意吗？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悔，只代表一个变化：衰老，知青的生活、北方务农，到我这个年龄，更清楚记忆的色彩和声音，更清楚这曾经的世界。”
金宇澄的家族回忆录《回望》写一段真实的历史，回望的是父母亲的青春岁月，一对在革命时代历经风雨的夫妻。金宇澄的父亲学生时代加入中共秘密情报系统。在《回望》中，父亲的故事叫《黎里·维德·黎里》；母亲的故事叫《上海·云·上海》。“维德”是父亲从事地下工作时的化名，“黎里”是维德的故乡江苏吴江黎里镇；“云”是母亲初二时为自己改的单名，她生长在上海，家里开着银楼。
《回望》对金宇澄而言，具有一定的特殊意义。他说：“特殊意义也就是对人、对命运的感慨，‘地下工作’在我们熟悉的电影里，是钟表那样精确，实际上，只要是人做的事，就有人为的失误。包括书中说的，明明东京方面已经出事，我父亲的上级领导，没有通知大家离开。”
金宇澄说，《回望》的意义也在于，“错误显现的人物和历史的特质”。他说：“《回望》记录一个老人，因为种种原因长期关押，直到1979年出来，他的记忆却一直停留在1949年前，他仍然像当年那样，热衷于诉说大量的老话题，几乎是出土文物，几十年来，他的箱子都锁着，他穿的衣服都是30多年前的老款。记忆会发生有趣的变化，这些明显的不确定性如果抹去了，个人的复杂色彩就降低很多。”
写作的焦虑
一些读者也好奇的是，写过《繁花》如此备受肯定的小说，金宇澄又为何以纪实文学的书写方式写《回望》？
金宇澄说：“《繁花》像是一种小说的圣诞树，悬挂了许多有意味的内容，是一种开放的姿态，采用更多、更自由的虚构。《回望》的纪实文学书写，是它的材料本身具备可以纪实的魅力，因为保存大量真实的完整或者碎片，作者可以照实运用，尽量让细节说话，让各种笔记、信件、日记说话，如果缺损，即使空白也很丰富。只要前后都是当事人说的，哪怕前后并不完全符合，也可以保存下来。”
其实金宇澄在《回望》后记里已说得清楚：“用这个方式还原当年的场面，是某种真实。一般历史的整理，是均匀分布的，我并不掌握这么多的完备的材料，哪怕去档案馆查，不一定能查出来，只有留白，像传统笔记体的做法，即使留有空白，读者仍然会产生想象力，是一种缺损的完整，每个读者的想象空间都不一样。”
作为纪实文学，《回望》的成功，金宇澄归功于父母“回忆的内容一直在还原，过去的画面非常真实生动，比如父亲一遍一遍重复的那些申诉信，等于他做了严谨工作在先。日本人审讯的一来一去的过程，他隐瞒身份，认同汪伪政府方针，像当时的文化人那样的复杂态度，都非常可读。包括母亲的口述历史，具备真实发生的人生况味，有相对完整的脉络，面对这些素材，可以选择、拼接、收纳，意思是，这些材料足够有特点，作者就可以顺藤摸瓜寻觅前行，《回望》具备这样的写作条件。”
小说《繁花》与纪实文学《回望》同样受到读者肯定，金宇澄对于这两种创作文体也都各有所爱。金宇澄说：“小说和纪实文学都是文学，表现人的关系，都有写作的焦虑。小说自由自在，容易安逸、狭隘或肤浅；纪实文学要做到极致，肯定更辛苦，不厌其烦做大量的调查，心甘情愿做牛做马，太耗费精力，也容易踢到现实的铁板，投鼠忌器，往往就做不深广，等于某种私人矿业，都不大愿意投入昂贵的通风技术设备，往往就是浅挖，广种薄收，因为太费钱，太花力气。纪实文学最大劣势也在于真名真姓、真单位怎么对待？《光荣与梦想》写胡佛总统在办公室大发雷霆，何等尺度？诺曼梅勒深度报道死刑庭审详细程序，有名有姓者的细节、主张，非常之难。”
在金宇澄看来，写作的焦虑还包括“对人的难以了解，文学容易给读者某种暗示——人是可以被作者深度了解的，其实很难做到。”
对于自己近年来在台海两岸频频得奖，金宇澄由衷感谢，他说：“写作常常是拾取某种积淀，作者的幸运，或也因为某种不幸，才赋予力量。历史长河之中，人往往那么弱小，人不像一棵树，是一张树叶，每年那样多落叶，去哪里了，都已经不在。整座森林都没有主人，不见人影，只有风，传递了隐约的人声。写作，可以传递这些。我由衷地感谢读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