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佩玲：求生求死

晚餐时间

爱讲激励人心的大道理的人们会说，活着就要有希望；但当眼前的一切已无法有变化，未来失去了可能性的时候，绝望将侵蚀你的日子的每一个缝隙。

在法院里，我碰到的第一个“求死”的被告是一名毒贩。

这名庙祝从新山乘搭德士入境新加坡时，因被发现身上携带海洛因而在兀兰关卡被捕。庙祝原本已被判死刑，但案件在两个月后峰回路转，法官给他疑点的利益，裁定他只是跑腿，可从死刑改判为终身监禁。

然而，对当时68岁的单身庙祝来说，逃过鬼门关反而是梦魇，他在庭上告诉法官：“我不要终身监禁，我要死罪。”

记者过后向义务代表庙祝的律师了解情况，据律师所知，除了一名90多岁的老母亲，庙祝没有其他家人，律师也不清楚庙祝的母亲是否还健在。

法庭判刑有一套原则与系统，没有义务也无法按照罪犯的个人意愿来决定刑罚。而根据我国法律，终身监禁的囚犯在服刑一段日子后，一般上是20年后，若行为良好，就有机会让内政部长审核他的刑罚，评估他可否获得假释出狱。

审理庙祝案件的高庭法官朱汉德没有让他求死成功，法官在下判时所说的一段话，或许就是庙祝的心声。

“死亡是否一定就是终极惩罚，即没有比死亡还糟的事情？对68岁的被告来说，终身监禁似乎比死亡更惨，因为他可能要到80多岁才能重获自由，而没有朋友与家人的他，到时候能做什么？无业且高龄的他要如何照顾自己？”

绑架昇菘嫲的主谋李士勇被判绑架罪成，所面对的刑罚是死刑或终身监禁。面判的那个早上，已被还押两年多的李士勇一直低头，几乎不与任何人有眼神交流。有媒体同行说，被告栏里的那张脸，其实就是绝望的模样。

李士勇在写给法官的亲笔信中求死，因为在未来的日子里等着他的只有无止境的绝望。

“我无法看到人生的意义。”他如此写道。

在判李士勇终身监禁之前，高庭法官陈成安问他今年几岁时，44岁的李士勇答说是42岁。或许，在李士勇于前年被捕和还押监狱后，时间对他来说已经停止了。

当然，有更多的被告是“求生”，即使在被判死罪后，仍奋力抗战到底，提出一轮又一轮的上诉，希望法院翻案重判，或获得总统的酌情特赦。

很多时候，为了审理这些“最后一分钟”提出的上诉，最高法院上诉庭得临时举行聆讯，赶在被告被送上绞刑台之前，决定他可否暂免死刑。

最高法院上诉庭日前发出通告，提醒律师们在做出这类“最后一分钟”的上诉申请时，必须强而有力地解释，为何未能在之前的聆讯提呈他们如今找到的新理据。上诉庭也已清楚说明，没有充分的理由却反复提出上诉，这等于是滥用司法资源。

反对死刑的抗议分子大概无法苟同这样的立场，但结果是否如你所愿，与正义是否获得伸张，是两码子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