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佩玲：城市丰收案——缺失的拼块

左等右等终盼到“长命官司”有了一个上诉结果，但守候在高等法院大厦两个人口处的大批媒体，却没等到案件的“女主角”出庭听判。

不过，到了最后关头（嗯，还不是最后，控方已申请把案件提交最高法院上诉庭），缺失的不只是何耀珊的身影，还有一些未见天日的答案。例如，何耀珊是否有从被告的罪行中直接获益，若有，这些好处是什么、究竟有多少等。

与另外两名法官“唱反调”的高庭法官陈成安在书面判词中指出，如果可以考虑本案所有加重刑罚的因素，他会毫不犹豫地加重被告们的刑罚，尤其是康希的刑期。

先“插播”解释，当一名被告认罪或被定罪后，法官接着考虑被告应得的刑期，而在这个阶段，庭上常出现两个法律字眼：加重刑罚因素（aggravating factor）与求情因素（mitigating factor）。

加重刑罚因素指的是任何加重被告的罪责，或罪行的严重性的考量点，例如被告毫无悔意，或对受害人造成极大的伤害等；要注意的是，这些因素影响的是法官对判刑的考量，而非针对罪成的裁决。

回到城市丰收案，即使另外两名法官与他的立场一样，陈成安认为，他仍无法加重康希与其他被告的刑罚；原因是，从审讯到上诉，本案未对一些关键性的考量因素，做出清楚的阐述。

这包括康希有无间接受益、何耀珊有无直接受益，以及教会有无蒙受永久性的损失。

陈成安指出，被告等人失信教会资金来资助跨界计划，但关于何耀珊有无直接受益，她的获益与本案有何关系，控辩双方的立场并不清楚，“这造成一个相当无法令人满意的局面。”

被胡乱挪来移去的教会资金，当中有落入康希夫妇的个人口袋吗？在犯案期间，两人所享有的名成利就，与被挪用到跨界计划的资金，两者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关系？

陈成安也相信，尽管被告等人已对教会做出所谓的“全额补偿”，教会仍蒙受一定的金钱损失；打个比方，若被告等人没有擅自挪走教会资金，这笔钱可用于市场上其他回报率较高的投资项目。

遗憾的是，在案件审讯期间，控辩双方都未对涉案投资与交易项目，进行更深入的金融分析，导致我们如今难以准确估算教会的真实损失。

这起耗了七年时间的失信案，最终将在最高法院上诉庭获得一个终审结果，但在人们的心中，它或是一幅未完成的拼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