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餐时间
六月末的胡志明市,天气炎热,我和V为了避暑躲进“战争遗迹博物馆”。
在这个城市,“战争”指的永远是那场打了近20年的越南战争,它深刻烙印在越南人民的心灵和意识中,只能以“惨烈”二字形容。
根据博物馆资料,美军在越战中投放了1430万吨的炮弹,几乎是二战的三倍(500万吨)。埋下的地雷,更需耗费越南人民300年的时间,和超过100亿美元来清除。
但这些都只是数字。它无法传达那场漫长战争中,家庭破碎、骨肉分离的撕心裂肺,更难以再现那一个个血洒苍穹、尸横遍野的壮烈场面。
好在,越南战争始于黑白照片的时代,当年的战地摄影记者冒着生命危险,为后世捕捉了许多珍贵画面。
摄影师留下记录
博物馆内一个名为“希望、治愈与历史”的展览,就集中呈现这些摄影作品。展览简介中写道:“这些摄影师为我们留下了有关那个遥远战争的非凡记录,他们拍摄了许多照片,尽管当时很少人关心那里所发生的事。”
“他们向我们传达了强而有力的画面,即使在战争结束后仍能历久弥新。”
其中一位战地摄记是美国的莱瑞·伯罗斯(Larry Burs),他以镜头完整记录了越战,其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作品,是一张美国大兵为殉职战友哭泣的照片。
照片还附上伯罗斯的一段采访语录,大意是,他在工作中经常质疑,自己是否有权“利用”别人的悲伤。
但伯罗斯认为,若能通过照片传达出某人的境遇,让其他人对此有多一份谅解,那哪怕只是很小的贡献,他也认为是有意义的。
这段话传达了许多新闻工作者的两难心境,既想要写错出色的报道,又担心自己逾越界线。身在晚间报纸,更经常有人质疑,记者为何总要在意外或罪案发生时,第一时间采访受害者或是家属,不惜触碰他们的伤疤。
数字抵不过一张面孔
原因很简单,因为再惊天动地的数字,也抵不过一张有血有肉的面孔。
例如,我在胡志明市旅游期间,《星期日时报》刊登了一则专访。专访里,一位母亲手捧着两岁女儿的黑白照片,我甚至不用读标题,就知道她是谁,因为我曾无数次看过那种照片。
2014年亚航空难中,两岁狮城女童蔡文萱不幸遇难,时隔两年,接受采访的正是她的母亲黄美仪(45岁)。
我还记得,空难发生时,我进入报馆不到四个月。当时,我们第一时间取得乘客名单,上头整齐排列的名字,是我们对于每一位遇难者仅有的了解。为拼凑出每个名字背后的故事,有同事直接飞往印尼泗水采访,其他同事则在新闻室加班搜集资料。
因为大家的努力,我们得以聆听和了解许多遇难者生前的精神面貌。一张张刊登在报章上的脸孔提醒着读者,这起空难的悲剧,远不是一句简单的“机上162人无一生还”所能涵盖的。
有很长的时间,我将那张乘客名单钉在办公桌上,提醒自己,新闻不仅仅是堆砌文字。
它实际上是一种人文关怀,一篇杰出的报道能做到的是让读者“感同身受”,从而达到对人的基本尊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