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医疗∕ 零售∕交通篇 冠病后 日常空间进入重新组装时代

冠病疫情彻底改变了人们生活各个层面。在疫苗未面世之前，于公于私人们都必须做出各种调整，在与冠病共存的情况下，继续过生活。

国家发展部长兼财政部第二部长黄循财星期二（6月9日）以“与冠病共存”为题发表全国性演说，指出随着我国进入后冠病时代，新加坡办公室与建筑空间的设计也得与“疫”并进，扛起抗疫任务。他说，除了必须改善建筑物的通风和空气过滤系统，“我们还可以安装无接触式的设备，例如自动门，以及设置体温检测站，让这些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新常态。”

本期专题七位建筑师与室内设计师就住家、学校、办公室、医院诊所、餐饮和零售及交通，在空间运用、设计与格局上该如何做出调整，应对后冠病时代的生活需求提出看法。

CPG咨询（CPG Consultants）集团三位高层接受《联合早报》电邮专访，集思广益，共同构想出教育、医疗、零售和交通设施在后冠病时代的改变及如何前行。他们把这称为第四代（4.0）设计。

学生虽能通过游戏化和多媒体课程在网上学习，但不代表实体学校将被淘汰。相反的，学校的空间，以及它给予学生的真实体验和归属感是学习中极重要的一环，也是互联网所无法取代的。

三位专家认为，未来学府的空间设计和规划必须具备“抗疫”（pandemic-resistant）功能，而且抗疫策略将分为“幼儿园与小学”和“中学与大专学府”两组执行。前者将分成小组，以错开时段，在同一名教师全日监督下学习。学习空间和体育设施可采用灵活装置的临时隔板隔离各小组。食堂也将“去中心化”，分成更小空间，分散在校园各处，同时必须设计额外的连接路径，避免各组交叉碰头。第二组的青少年，可选择分组每周轮流上网学习或回校上课，与同学和老师交流。若有师生回校，校内的公用设施必须扩大以确保他们都能保持安全距离，譬如：食堂必须变大，或者礼堂在休息时间变为第二个临时食堂。换句话说：校园的环境设施必须能够灵活地拆除与组装因应需求。

不是紧急情况不要随便到医院或诊所去。

后冠病时代，越来越多非急性疾病将在“医疗物联网”（Internet of Medical Things）科技的协助下在网上诊断，大大改变诊所和医院的设计。病人在家通过智慧器材将健康数据传给家庭医生，医生用数据分析和人工智慧协助诊断。在5G网络和机器人手术仪器协助下，某些手术甚至能跨国远程执行。经历这场疫病，管理和控制流行性传染病的高效能成了医疗系统最新的要求。

与现有的急诊部无异，24小时的个别传染病部门将“应疫而生”。医院空间必须能灵活应变，譬如普通病房可随时转为隔离病房，以应付周期性暴增的受感染病患。由医院远程操控，专安置康复和情况稳定者的社区性质隔离设施，也将成为医疗系统新常态之一，如此就无须搭建临时方舱医院，亦能把床位让给更危急的病患。

老年人是感染冠病的高风险群，因此养老院及其他老年护理中心更需要提升调整设计与管理程序，以降低老年人患病的风险。

网购交易量在阻断措施期间激增，国人越来越依赖电商购买食物和必需品，这意味着我们的物流链也必须融入抗疫设计，尤其送达府上的最后环节更必须确保不会传染病毒，这或许会加速机器送货员、人工智慧和大数据在物流系统的发展。

因为商场人流量的限制和管理，加上习惯网购的顾客群对实体零售体验有了更高的要求，售卖非必需品的商家或许将把传统实体店变为主题性质的体验中心。也就是说，顾客来到第四代的实体店就宛如进入具有互动功能的博物馆、美术馆和科学馆，在店里透过虚拟互动科技深化他们对某个品牌和产品的认知和体验，帮助他们日后在网购时做出决定。实体店也能应用人工智慧、3D打印和数码器材为顾客提供客制化服务，之后顾客上网付费，物品再送上门。在这种情况下，日后非必需品的消费会不会变成预约性质的购物体验？

随着大部分人在家或邻近社区的分公司办公，我国的公共交通模式也将改变，衍生出新的移动选择。

基于保持社交距离的必要，地铁在繁忙时段将不会出现拥挤现象，人们将改用更有益健康的方式通勤，如步行、骑脚踏车或使用个人代步工具（简称PMD）到离家不远的地方上班。汽车和公交则将限于探望亲友或无法在网上办到、必须亲自前往目的地处理事情时才会用到。

用车量减少或许能带动共享汽车的商业模式，间接减少对环境的破害。倘若人们在后冠病的通勤方式有所改变，住宅郊区内的活动量和移动量增加，现有的交通设施就得重新设计和调整，譬如，公路设施必须能接纳非机动交通工具如脚踏车、PMD和其他取代公共交通的选择。市中心道路也需重新设计，更方便步行者四通八达，同时把全岛各处的脚踏车专用道连接起来。

WOHA建筑事务所创办总监李察·哈塞尔（Richard Hassell）说，一栋建筑大楼至少需要三年建成，因此很难在短时间内看出冠病对建筑设计业的影响：“搞不好那时世界又恢复正常了。”马上可预见的改变是：“许多建筑空间会趋向采用无触碰的自动装置，如动作感应的自动门、公厕水龙头、电源开关、声控升降的电梯等，可防止人手触碰表面，散播病毒。”

疫病对建筑师当下最深刻的影响是在心态和思维上：“我相信不少建筑师都会像我这样，在构思前自问：我的设计会不会为疫情制造新的状况和难题？”

以他的观察，冠病后，人心会更渴求疗愈型的建筑空间：“这场疫病唤醒人们与大自然的关系。因为人类许多活动停摆，我们开始在城市听见鸟鸣；人们开始走进花园、丛林，看见以往所忽略的动植物。全世界的人都在迫切寻求疗愈的方式和途径，这个心态会反映在建筑和空间的设计。”

哈塞尔的事务所是把垂直花园融入建筑的先驱之一。WOHA有不少占据我国市区风景线的经典建筑，如皮克林宾乐雅酒店（Parkroyal at Pickering）和城中豪亚酒店（Oasia Hotel Downtown）都透过垂直花园和空中花园引入大自然，把建筑物化为城中一片绿油油的丛林。

哈塞尔说，长时间隔离也会影响人们面对人群的心态：“这段时间人们退回自己的窝，并开始从事静态活动，从烘焙、画画找到慰藉。未来五年，我认为许多人仍会对人多的地方感到不舒服、不安全，度假也会选择人少的地方，于是，幽静的隐居度假设施，甚至平时与人潮及与世隔绝的疗愈型空间会应运而生，让每个人能找到自己感觉安全、安静的私人空间。”

关于建筑通风的看法，他无奈地说：“开窗让冠病病毒出去，但伊蚊会进来，本地一方面在抗疫，另一方面今年的骨痛热症又创新高。不是这个瘟疫就是那个病，我们也只能见招拆招。但毋庸置疑的：疫病让建筑师更注重建筑的‘健康’。一栋健康的建筑物必定要干净、卫生、空气流通、自然光线充沛，总离不开这些法则。同样的准则也能应用到客工宿舍设计——要为他们打造一个健康的宿舍，就得限制睡房和共用浴室的人数，才能确保空气流通。我认为政府可参考组屋设计的成功案例。客工感染群的问题是可以用设计来解决的。”

不少人预言冠病疫情将终结办公室的生活。室内设计事务所Conexus Studio创办总监许翔焜（Brendan Khor）则认为，办公室不会被淘汰，但不再是全体员工埋头苦干的地方，而是会经过微调、整合成一个让员工集思广益、群体协作的大本营。

许翔焜说：“这场疫情加速上班族对远程办公的接受度，逼迫老一代员工学习新技能，数码科技视讯会议叫人发现，这跟面对面的会晤效率无异，未来5G网络普及，快速传送资料更在弹指之间，这一切让雇主们意识到未必需要全体员工同时挤在一个屋檐下，不少工作在家里或办公室以外的地方也能完成。然而，视讯开会目的性太强，讨论完毕就马上退出，不像面对面让员工之间有真实的交流，可促进更深一层的协作，激荡出新点子、新策略、新思维。”

许翔焜认为，疫情后的办公室，办公桌会变少，座位不那么密集，取而代之的是鼓励小组讨论和交流的空间：“能容纳6到8个人，小型的‘围聚室’（huddle room）不但能让小组脑力激荡，也能对外做视像会议，会比大长桌会议室更受欢迎。”

他说，办公空间要多样化、多元性，除了会议室，还要有散落办公室不同地方的用餐桌、小茶水间、座椅、非正式讨论区等，才能鼓励协作共创的企业精神：“很多公司喜欢把讨论区设在员工办公桌周围，此举只会得到反效果：因为没人会愿意在别人专注工作的附近畅所欲言。我也建议设立不同大小的会议室，把里头的隔音做好，最好是让员工放松身心的设计，唯有在轻松有趣的情况下才能有效的脑力激荡。”

若要鼓励员工互动和脑力激荡，他认为许多雇主将投资在家具上，例如以舒适的沙发取代硬邦邦的会议室桌椅；采用人体工学的办公椅等。

他预见每个员工都有指定办公桌的概念将被轮用办公桌（hot- desking）取代。但办公桌还是会存在，只是座位间的隔板会加高，距离会拉远。他坚信有些特别的提案还是要靠全体员工群策群力，一同冲线才能完成的：“我留意到公司有一些重大案子在最后期限快到时，同事们在同个空间冲线时会有互相激励，给彼此动力。这种共患难的团队精神是居家办公所没有的。”

因为对病毒、病菌传播有了更强的意识，有些设计新元素将应疫而生。之前，办公室走道宽度常被忽略，但许翔焜强调，疫情后走廊的宽度至少要有1.2米，确保流动顺畅，同时也能保持安全距离。办公室也少不了洗手盆，他建议把茶水间设在主要入口旁，让员工一进门便能洗手，泡一杯茶或咖啡才开始和上司同事互动。无须触碰的自动装置，如自动门也将成为常态。他预见手机将取代员工证，办公室的进出安全记录、打卡等功能都将由人手一机完成。

他说：“我认为开放办公空间将不会轻易被取代，雇主将从这场疫情学会灵活应变的重要性，当我们不幸遇上下一波疫病，开放空间是最容易和快速灵活变通的。企业会把缩减办公桌省下的钱重新投资在其他方面，如经营和增加品牌价值。”

即使在后冠病时代，一家精心打造的办公室仍是企业经营和传递品牌形象与精神的核心：“办公室是让员工、客户体验一个品牌的空间。客户会从办公室的地点、装潢格调、品味和品质上打印象分，一间办公室便是该公司的家，在办公室招呼客户，跟租下酒店套房，或在最昂贵的餐馆包厢和客户谈生意、展示产品，所传达的信息是完全不同的。”

阿姆斯特丹河岸玻璃屋进餐厢房林立；巴黎设计师Christophe Gernigon设计从天花板降下来的塑料玻璃（Plexiglas）餐罩“Plex’Eat”，优雅地罩着食客；曼谷餐馆创意地使用塑料水管和透明塑料片打造简单的安全幕。随着各大城市解封，安全隔离食客的各种遮屏在各地餐馆百花齐放，我们难道都要那样用餐吗？

本地室内设计事务所Laank创办人兼设计总监陈伟如（Cherin Tan）说，占据媒体版面的塑料遮屏再多有创意，都只是暂时性的：“这些都只是治标不治本。更长远的影响来自业主财务上的负担——吃紧的资金和高昂的租金都是紧箍咒，会带动下一波餐饮空间设计的变革。”

她预见疫情后本地将会出现两种形态的餐馆设计。第一种跟现在的无异，资本雄厚，仍撑得下去的高档餐馆还是会把钱投入空间设计，为顾客打造独具一格的品牌体验。她说，传统餐馆与食阁在设计上的些许改变肯定会有：“譬如在安排座位方面会下心思，打造新的座位模式，确保能随时启动座位与座位或摊位与摊位之间的安全距离。许多餐饮业者在阻断措施期间摸熟了网上订餐程序，即使开放堂食，他们仍会继续关注这批客源。

“此外，厨房工作流程的改变也会改变厨房的设计，业者或许会考虑把员工分组，一组负责堂食，另一组负责外卖，也可能会要求设计不同的出入口、走道，方便送餐员或打包客不用经过堂食区，能更快速地取餐走人。疫情后频密出现的关键词是‘灵活的空间’。业者会更精打细算，不太想投资永久性的家具装配。他们要随时能取走的家具，方便一出状况便能收盘取走，减少损失。”

出外用餐吃的是一种氛围、体验，图的是现场目睹大厨的料理魔术，这体验完全无法在打包送餐复制。陈伟如说：“我最近读到纽约最顶级、常获选全球五大餐馆的Eleven Madison Park主厨说，他需要一个料理兵团和符合规格的厨房，一个打包外卖的模式无法支撑他这个专业模式。如果不能提供堂食，他宁愿洗手不干。餐饮业的魅力只能在实体餐馆里发酵，我们设计师的任务就是为食客和厨师打造这个创造与消费料理的舞台和剧场。譬如吃Omakase（厨师做主的无菜单料理）就一定要坐在寿司吧台，欣赏厨师在你面前处理好料理，新鲜地送到你面前。”

这场疫病给许多小型或刚起步的餐饮业者最大的觉悟是：他们再也无法独自承担高昂的租金，不少业者也确实被疫情淘汰，悄然休业。若他们卷土重来，陈伟如大胆预见几家餐馆，主打不同拿手菜的厨师、业者将联手经营一家店，共享餐馆店面也就是分担租金等风险，这共享模式会衍生出第二种崭新的餐馆设计来。

她说：“本地早前已有越来越多的私房菜厨师和餐馆合作，譬如娘惹私房菜Fatfuku与餐馆Nouri合作。疫情后，这样的联手料理将会变为一个实体空间。”

陈伟如与Laank四名女设计师为早报独家绘图，展示她们构想中的后冠病时代的餐馆。各家餐饮品牌和厨师共享与协作的展示厨房（show kitchen）是餐馆的核心，占据空间正中央，厨房玻璃外将特设厨师餐桌，让食客观赏厨师耍宝。餐馆有各种组合的座位，如集体开放式或包厢间。餐馆内设有让食客打包和送餐员取餐的亭子。

陈伟如说：“网上点餐文化也会带动餐馆推出自己的餐食商品，譬如已包装好，随时能外带或买回家加热拼配的酱料、面条、浓汤等。我预见疫情过后餐馆也将增设贩卖空间。”

阻断措施加速国人对网购的接受度。陈伟如认为这将促使不少商家缩小门店面积，更有效地使用实体空间：“业者或许不会再租下2000多平方英尺的店面，展示所有的产品，而是在较小的空间精选地展示部分产品，客户能透过动作感应的数码屏幕或上网浏览其他产品。业者可将省下的租金重新投资到打造更精致、深刻的客户体验，譬如让员工为顾客提供更个人化的服务，满足他们的需求。”

本地建筑设计师黄伟良为自己设计的“公私分明”家居办公室，去年代表新加坡在澳大利亚的2019 Inde设计比赛夺得“最佳生活空间”奖，今年又再次获得同个比赛提名角逐“近10年最佳生活空间”奖。

蛮讽刺的。以往，许多在美国硅谷的科技巨头砸大钱打造梦想办公室，好玩、舒适得让员工把办公室当成家，也让全球公司争先效仿。冠病暴发数月后，这些公司都呼吁员工长期留在家里办公。其中推特去得最尽，5月中宣布允许员工永久在家办公；面簿紧接着也宣布让其散布全球70家公司、超过4万8000名员工大部分永久居家办公；谷歌则通知员工居家办公至今年底。

随着人们居家办公，疫后不只是办公室设计会受影响，住家设计也将改变，人们在装修房子时除了考虑到家已不单是私密的窝，还得兼容办公功能。

Studio Wills + Architects创办人，建筑设计师黄伟良说，如何“公私分明”往往是居家办公者最大的困扰：“我认识的人总抱怨在家办公放眼就看到客厅舒服的沙发，走几步便是房间诱人的床，很难分割与抽离，专心工作。”但为了心理健康，在家办公时，空间的“公私分明”是必要和必然的，于是当黄伟良买下实龙岗这间三房式组屋自住时，便以自己的家为实验平台，将自己的小型建筑与空间设计事务所Studio Wills + Architects融入家里，打造一个公私兼容又分明的家居办公室。

黄伟良说，在这之前他已偏向在家办公，加上事务所规模小，除了他与建筑师辜可光之外，其余都是支援技术的兼职员工，刚好符合建屋局组屋住宅办公计划（Home Office Scheme）的条件。他说：“其实我国的住屋法令还蛮具前瞻性的，早在2003年就允许会计、广告设计、建筑设计和顾问服务等行业在组屋设办公室。只有家居私房菜馆的发展比外国落后一步。”

黄伟良的居家办公室早在冠病暴发之前已装修完成，却很及时地回答了居家办公如何“公私分明”和维持“安全距离”的疑问。他用一排高耸至天花板的木橱把64平方米的组屋分割成两半，并设立两个进出口，不让这两个空间混为一体。主要出入口处加设玄关：“向室内延伸，是个半私半共用的小走廊，不管是屋主、访客还是员工都要先进入这个玄关，然后前方的门进入事务所的办公室，右边的门则进入家居空间。玄关扮演了公私之间的交界处，要跨过它才能进入其中一个空间。”

办公室一边是落地木橱；另一边是白墙，与墙同色的半高柜台能摆放物件；中间的办公长桌，能让两三人错开而坐。尽头还有空间摆放可让四五人坐的岛屿式厨房∕餐桌∕吧台，作为茶水间。办公专用厕所隐藏在木门后。

进入家居空间，首先看到的是温暖的小客厅。黄伟良很幸运买到一间格局独特的顶楼组屋，屋顶挑高两层，让他能把卧室设在夹楼层，踩着客厅前方的小楼梯便能通往梦乡。卧室下是衣橱和收纳橱，穿过这窄廊便进入饭厅和卫浴间。有趣的是：卧室墙上有一扇秘密窗户，一打开便能俯视办公室，拉开另一端的帘幕还能望到饭厅的一举一动，公私两边虽分隔，但又相连。

黄伟良说：“雇主都在思考解封后，如员工都回到办公室该怎么维持最大的安全距离。这个设计的好处是：当另一名全职同事回来上班时，我们能穿过玄关，通过各自不同的出入口进到分隔的空间，各做各的事，整日甚至不会有碰面的机会。所以我一直强调这个玄关在这个设计中扮演着很重要的空间交接、缓冲和相互隔离的作用。”

如果要为疫后新常态的家居设计想一个口诀，黄伟良说：“‘灵活变通’。未来的家居空间要能随时快速转换，越灵活越好，就像这次全国上班族在阻断措施宣布的短时间内，就把‘办公室’扛回家。”他说，客厅在办公时间能作为客户等候休息的地方，饭厅能间隔成安静的会议室。假使哪天，他想把办公室搬到别处，这空间就能变成开放式的客厅和厨房；另一边的客厅则能改成书房，现有的饭厅规划成另个睡房。无疑的，这随机应变的空间转换不只是在本地，更是各地未来家居与办公室为一体的借镜。

随着越来越多国际大公司采取让员工永久在家办公的模式，办公大楼云集的中央商业区（CBD）是否会人去楼空，市中心又会迎来怎样的改变？

索立设计研究室（Asolidplan）建筑设计师郭仲奕从去中心化（decentralised）的方向思考，发现对城市规划来说这未必是件坏事：“清空的办公室说明市中心将会有更多廉价房产供租赁，办公大楼会有更多试验性和体验性空间，如住宅、零售和娱乐方面。业主或许会将办公楼空出的单位转作住宅用途，更多人能住在市中心。这么一来，市中心将形成商住与消闲等更综合性的社区，同时激活市中心周围的活力，这简直是城市规划的梦想成真。”

郭仲奕和两个伙伴联合经营的“索立设计研究室”位于牛车水，地点适中，他们允许员工在家办公，因此也思考如何利用办公室多出来的空间：“我们想投资增设一个制造样品的车间，平衡设计师在手作和电脑设计两方面的技能，员工可在家设计，但要动手做样品、模型等就得进来公司。”

当人们随时随地都能工作，我们也将看到不少商业空间综合化的趋势，且融入创新的办公功能，譬如健身房加设桌椅另辟共享工作空间，让会员健身前后可处理紧急的公事；咖啡座也可设立小隔间，让客户预订供开会、办公。

郭仲奕说：“第三种办公空间将如雨后春笋般崛起。这种办公空间既不是正统的办公室，又不是现在已成常态的住宅。”共享工作空间可归类为第三种。

目前很多大名鼎鼎，收费不菲的共享工作空间都设在市中心。郭仲奕预测一些新晋的共享办公室或许会远离市中心，选择设在住宅区：“不是每个人的家都有完善的办公设施和器材，有些人的家可能连生活空间都不足，要如何居家办公呢？又或许有些人需要暂时离开家人，耳根清静才能专心办公，但又不愿千里迢迢到市中心去，这时从组屋步行五分钟就可抵达的共享办公室就很有吸引力。这些邻里共享工作空间无需突显设计感或强调热闹的社交元素，一个可租用来专心办公安静的小隔间，反而是这些无法居家办公者最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