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稿：多一个也嫌多

中国近年来陆续开放生育政策，但“单独二孩”和“全面二孩”等措施在扭转少子化和老龄化的趋势上并未达到预期效果，人口问题更被视为中国社会结构和经济前景的严峻挑战。许多受访的适龄80后夫妇，面对生活、事业、子女教育等多重压力，对于“二孩”的态度是“多一个也嫌多”。人口学者呼吁中国全面终止计划生育政策，创造更好的条件迎接每一个生命，开启一个“把人口视为财富”的全新时代。

“老二生下来的时候还是有开心和喜悦，但很快就被各方面的焦虑覆盖了。”

34岁的晓慧趁着等大女儿上英语课的时候，抽出半小时接受采访，课程一结束她就得赶着带女儿去上画画课。此时，她的丈夫正在家中准备带小儿子去上早教。

“自从有了二胎，全家人的‘工作’都排得满满的，谁都不可以生病，谁都不能缺席。”

晓慧口中的全家人还包括她的父母。在很多中国城市，老年人是帮子女带孩子的主力。每天放学时间，上海城区的幼儿园、小学门口总是人头攒动，等着接孩子的人群当中，超过一半是头发花白的六旬老人。

四年前晓慧生下大女儿后，父母成为她最大的带娃助手。原以为外孙女上幼儿园后可以稍微松口气，如今晓慧产下“二孩”，两位老人再有心无力都要继续坚持。

“我觉得生二胎，最对不起的就是自己的父母。”晓慧语带愧疚。

作为第一代独生子女，晓慧同很多中国80后一样，完成第一胎的“任务”后就没想过生二胎，而老二的降临完全是一个“意外”。

说到最近火热的生育话题，作为过来人的她毫不讳言：“在中国生孩子，家里必须有财力和精力，否则苦了自己，还苦了父母……所以我一直跟身边的朋友说，除非真的很想生，否则就不要让意外发生。”

人口问题今年不断成为中国国内舆论关注焦点。1月份，国家统计局公布2017年中国出生人口为1723万人，比2016年少63万，比官方最低预测的2023.2万更是低了300万。2017年是“全面二孩”政策实施第二年，这一数据因此引发政策遇冷的担忧。

意识到人口问题严峻，中国不少地方政府陆续推出鼓励生育政策。上月初，中国邮政公布一款要在明年发行的生肖邮票，图案中两只大猪膝下有三只小猪，构成一张幸福美满的“全家福”。这再度引发外界猜想，实施40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很快可能走入历史。

与此同时，中国官媒也抛出“生娃是国事”的呼吁，舆论甚至出现“少生就得缴钱”的建议，以求缓解生育率不断下滑的态势。

但讨论归讨论，许多属于生育“主力军”的中国80后在受访时都坦言，来自生活、事业、子女教育等多方面的压力，让他们疲于应付，生完第一个孩子后，没有勇气让家里再添丁进口。

一个孩子都养不起，哪来的钱养第二个？这几乎是中国一二线城市年轻父母的共同感叹。

育有两岁儿子的小冯（33岁）受访时开玩笑：“我们家娃就是一台碎钞机。”她向记者算了一笔账：儿子明年上幼儿园后，每月学费约4000元（人民币，下同，800新元）；必缴的餐饮费、外教费、活动费，加起来要1000元到2000元。

近几年北京、上海等地刮起儿童教育培训风，早教、游泳、英语、国学、声乐，家长争先恐后培养孩子，生怕下一代输在起跑线上。尽管认为这样的风气“太畸形”，小冯还是在大环境压力下忍痛花钱，加入培养“精品牛娃”的队伍。

为了给孩子在名校争取一个学额，她和丈夫还咬咬牙，扛起数百万元房贷，在寸土寸金的上海买下屋龄大、面积小的学区房。

不少受访的家长也反映，托儿、托幼等育儿基础设施跟不上，也是他们不敢多生的原因。

中国国家卫计委2015年的生育意愿调查发现，目前0岁至3岁婴幼儿在中国各类托幼机构的入托率仅为4%，远低于发达国家50%的水平。上海市妇联两年期开展一项针对上海市户籍0岁至3岁婴幼儿托管需求的微信调查也显示，有88.15%家庭需要这方面服务。

此外，中国企业亲家庭环境缺乏，也给职场妈妈带来压力。中国2015年开放全面二孩后，不少地方在法定产假的基础上，让生二孩的女性多休一个到两个月产假，但为了减少对事业的影响，生完二胎后放弃额外产假福利的大有人在。

一名在金融界工作的80后妈妈向记者感叹：“中国的社会氛围、职场环境跟欧洲还是有很大差距，没人会同情你是二孩的妈妈……生孩子是自己的决定，但不要忘了，工作不会等你，世界还是照样转。”

作为鼓励生育的主要对象，中国的80后大多数是在计划生育“晚、稀、少”政策下出生的独生子女，他们习惯一个家庭只有一个孩子的生活模式，也面对独生子女特殊的家庭结构问题，这代人不愿多生孩子，一定程度上也是计划生育的结果。

80后上海妈妈孙静（人事经理）受访时坦言，夫妻俩月入约5万元（人民币，下同，1万新元），虽然面对房贷等压力，孩子每月近1万元的开销还算负担得起，但作为独生子女的夫妻俩，肩上还有赡养四个老人的重担，就没了生二胎的想法。

孙静的父亲几年前因恶性淋巴瘤住院，由于早年没有购买保险，40万元的医药费得由孙静承担大部分。她说：“独生子女的这一代，一对夫妻上面有四个老人，再要两个孩子，实在承受不起。”

除了各种教育开销，孙静也有心理准备：“我现在有一个儿子，就得给他准备一套房子讨老婆，这是中国人的传统。在上海，一套看得上眼的房子现在至少七八百万，如果这些钱用在我自己身上，我下半辈子都不用愁了。”

她说：“你仔细算，小孩子肯定是赔本。虽然我现在各方面还有一些空余，但我不想把自己榨得那么干，因为最后我的孩子还得为我买单。”

另一方面，中国女性受教育程度提高，她们对自我价值的评估，不再局限于家庭角色，特别是独生子女一代，女性追求自由、经济独立的观念越来越强。这种社会文化改变，导致好些人不愿意为了多生孩子而牺牲个人事业和生活。

上海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副所长周海旺受访时说：“很多城市里的人认为，孩子是没有回报的投资，多生孩子会直接影响到自己的生活质量，有的连养老本都得拿出来。”

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推行的计划生育，通过行政手段促使中国人放弃生育权利，成功使生育率快速下降，成为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之一。面对严峻的人口问题，中国是否会掀起一场新运动，要求夫妻“为国生娃”？

中国一些省份近期传出，收紧对堕胎的控制，或是加大离婚难度，被质疑是为了呼应国家鼓励生育的大方向。

上个月，《人民日报海外版》也针对中国人口问题，发表题为《生娃是家事也是国事》的文章，但却在网上遭到不少批评。有网民称，“生出来消费假疫苗、毒奶粉吗”；更有人讽刺说，“子宫难道也归国家管”。

一些80后认为，在食品安全、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没改善的情况下，国家盲目鼓励生更多孩子，是不合理地向育龄夫妻施压。

有受访年轻人担忧，未来舆论宣导的压力将越来越大，经历过“有没有对象”“什么时候结婚”“什么时候生孩子”的压力之后，他们将面对又一波“催生轰炸”。有年轻人还开玩笑说：“以前我们的父母被迫绝育，难不成以后我们会被迫交配？”

受访的学者不看好中国能通过行政力量提高生育率。《大国空巢》作者、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研究员易富贤向《联合早报》指出，“用行政力量做一些急功近利的事情很容易”，但鼓励生育却不现实。

他认为，地方政府当年积极实施计划生育，是因为看到“有利可图”，可收取大量超生罚款，而鼓励生育则意味着补贴生育，加大医疗、教育投入，孩子多的家庭陷入财务危机后，政府还得掏钱扶助，大大增加地方财政开销。

有分析也指出，当年在国家主义环境下，强制性的计划生育政策把人的自由和空间同国家利益捆绑在一起，而80后出生的这一代具备更强烈的个人意识和独立意识，他们也比父母一代有更多选择空间，个体生育行为因此更难受到行政力量左右。

长达数十年计划生育政策让中国面对劳动力紧缺和人口老龄化问题，越来越多中国人口学者认同，当年通过降低生育率促进经济，只暂时降低了抚养负担，这个效果与其说是“人口红利”，更像是欠下“人口高利贷”。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高文书近期发表的一篇文章指出，中国总人口预计到2026年达到高峰后将一路下滑。与此同时，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和占比都将持续下降，老年人口及其占总人口的比例则双双上升。

他指出，“人口红利”是过去数十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约25％，随着出生率降低，十三五期间（2016－2020年）“人口红利”对潜在增长率贡献降低，2020年之后，“人口红利”将逐步变为“人口负债”。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研究员易富贤指出，1980年中国人口年龄中位数是22岁，美国为30岁；到2050年，中国人口年龄中位数预计达到56岁，美国上升到44岁。“人口老化将让创新和活力减少，经济下行不让人意外……之前是‘一个青年的中国’追赶‘一个中年的美国’，以后变成‘一个老年的中国’追赶‘一个中年的美国’。”

上海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副所长周海旺也分析，虽然机器人和自动化普及后，生产活动对劳动力的依赖会减低，但从拉动消费而言，老龄化的人口结构对经济的负面影响非常明显。

他说：“机器不会消费，人就不一样了，从出生到上学到结婚，年轻人是扩张型消费，而老年人却是收缩型。”

此外，中国也因人口结构变化，面临不堪重负的养老负担。中国社科院今年发布的报告指出，中国养老金收入增速已低于10％，但支出增速却处于高位，养老金累计结余的增速已下滑至5％。

根据易富贤提供的数据，中国20岁至64岁人口与超过65岁人口比例到2050年将下滑至1.7:1。他说：“中国的老龄化程度远超预期，速度之快在世界历史上罕见，比欧美国家要严峻得多……这意味着中国社会的养老压力越来越大，这样下去，退休年龄只能越来越延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