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特稿：女记者性侵告白 催生日本社会#Metoo觉醒

去年10月，当世界各地都在积极响应#Metoo运动之际，原本对性侵问题关注较少的日本社会，泛起了一阵涟漪。29岁的伊藤诗织是一名记者，她在《Black BOX》书中讲述遭迷奸的亲身经历，希望借此唤起遭性侵并长期压抑的受害者，勇敢地站出来，揭发社会的不公义。此书出版近一年后，伊藤坦言，她的自白引来日本保守社会无情的“挞伐”。伊藤的遭遇，也受到人们的关注与同情，她的大无畏勇气激发了一些长期沉默者，让日本社会出现了细微变化——受害者选择在社交网络平台发声；政府组织办交流会帮助性侵受害者；社会意识到如果要保护女性，人们对“女性政治”必须有所觉醒……

我不是受害者A，我是伊藤诗织。”伊藤诗织是一名记者，她以真实姓名撰著的《Black BOX》（黑箱），讲述遭遇迷奸的身心创伤，并指控日本一资深媒体人假借介绍工作而性侵了她。

此书于去年10月出版，当时正是“我也是”（#Metoo）运动风起云涌的时候。

现年29岁的伊藤诗织在美国留学时，在打工的地方结识了经常去喝酒的日本电视台TBS派驻美国的资深媒体人山口敬之。

山口敬之告诉伊藤，若她想回日本就业，他可助她一臂之力。伊藤2015年从美国返回日本求职，并打电话约见山口。她万万没想到，一个原以为单纯的约会，竟然成了她人生中的一场噩梦。伊藤在书中描述了遭迷奸时醒来所见到和感受的一切：

“我醒了，是被痛醒的。眼光先是投注在酒店的白色窗纱上，感觉到有很重的东西压在身上。脑里一片混乱，那不像是喝了很多酒后的感觉。最让我感到撕裂般痛的是我的下腹。我到底怎么了？我反复自问。那时，我应该清醒了，但我拒绝去思考，只是不断自问：这怎么可能？怎么会是一个我无法接受的对象……”

当一切都停止之后，伊藤发现对方没戴避孕套。她说，她用尽力量反抗，憎恨得想把眼前这个人杀死。但那一刹那，脑海里有很多顾虑，害怕若她真的杀了人，受伤害最大的还是自己的双亲。

伊藤事后有好几天情绪都极为混乱，也不知道应该采取什么行动去告发。她不知道是否应当去报警，还是应当将事情深藏心底。在情绪逐渐稳定之后，她知道不能哑忍这种暴行，于是决定报警。但是，检方需要许多证据，比如血液和DNA检验，但事发后都已经没有了。伊藤没有放弃，毅然告上法庭，为自己讨公道。

伊藤在书中说，警方拿到了两人进入酒店时的监控录像，以此确认了事实，下令以“准强奸罪”逮捕山口敬之；可是，就在警方准备捉人的时候，上级却下命令中止行动。后来，检察部门以“证据不足”为由决定不起诉嫌疑人。伊藤自行入禀法院，也不受理。

伊藤说，将书名定为《黑箱》，是为了质疑日本司法部门和警方在处理她的案子上欠缺透明度。她认为，这可能是因为山口曾为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写过自传，有特殊的地位和身份，影响了此案的处理。

伊藤并未因此而放弃斗争，她积极出席记者会，公开身份，坦然讲述自己的受害经历。她说：“将这件事公诸人前，才能看清性暴力的真实存在，我希望整个日本社会能一起思考这些问题，让性侵受害者摆脱被审视和被歧视的目光。”

伊藤揭露在诉求法律援助的过程中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压力。例如，检方在录口供时态度很消极，一直要求“证人”。伊藤说：“这是发生在房间里的事，很难有第三者的存在。”

此外，在调查取证过程中，她不得不在男警员面前，以人形娃娃为对象重演被施暴的经过。更有甚者，有警察竟问她：“你是不是处女？”

伊藤在记者会上说，报警后调查取证过程中所面对的一切，如同是“遭受了第二次强奸”。

在诉讼过程中，曾有男警员提醒她：“你这么公开自己的受害经历，搞不好将来会成为你人生中的污点。”

伊藤为正义而战斗的过程后来被英国广播公司（BBC）拍摄成纪录片，片名是《Japan Secret Shame》（日本之耻）。节目播出之后，伊藤收到来自英国数百封观众来信，这让她深受鼓舞，更有了继续战斗的勇气。

桃色新闻在日本政界是常见的致命伤，在#Metoo运动沸腾后，日本这一年来围绕着官场丑闻展开的“#Metoo”运动也深受关注。

例如，在今年上半年，安倍政府因为财政部门和地方官员的性骚扰问题，而遭受猛烈炮轰。日本财政部资深官僚福田淳一被爆经常向女记者发出轻佻言语。朝日电视台女记者公开了谈话录音，显示这名官员调戏女性之低俗恶劣。他会肆无忌惮地说“让我亲一下”“让我摸摸胸”或“一起出轨吧”等极其不堪的话语。在被告发后， 福田却极力否认，反而要告那位女记者诽谤。

日本财政部长麻生太郎不但没有对福田做出谴责，还出面袒护甚至不惜指责举报者。

他说：“我想，正如一些人所说的，女记者是另有企图。”麻生不仅暗示是女记者有意给福田设下桃色圈套，还声称“日本法律没有性骚扰的罪名，再说这也不是一个会让人死的事。”他的“振振有词”就是为了维护福田不让他辞职。

此外，执政党自民党内的高官，前教育部长下村博文也以高傲的态度批评女记者：“把谈话录下来就是一种犯罪行为。”

他们的发言都遭到舆论的抨击。福田涉及的性骚扰事件更引发财政部内部大动荡。“#Metoo”运动在政坛发挥了力量，不满麻生的反对党议员举牌在国会里抗议，要麻生与福田一起辞职。在舆论猛烈炮轰之下，政府内部备受压力，只好让福田自动请辞。

总部在联合国的“国际议会联盟” （Inter-Parliamentary Union）的报告指出，日本女性的地位难以提升，与日本以男性为主的政治体系密切相关。报告书指出，日本的女性议员人数，在193个国家的排名中，位列第158位，这在先进国家中是最低的，《日经新闻》的报道指出，这个排名比中国（71位）和韩国（116位）来得低。

此外，《日本经济新闻》在议会针对地方女议员进行的调查显示，有六成以上的女议员说她们不但在议会里遭到一些男议员在言语上的性骚扰，在拉票时，她们还得面对“没有礼貌”的选民。一些女议员透露，她们在拉票的宴席上被有权势者强吻。一匿名女议员这么说：“不让他们（指选民）骚扰，担心无法获得选票……”

目前在日本的地方议会里，女议员仅占总议员人数的9.8%。日经的调查也显示，有58.9%的日本地方议会女议员在政治活动上明显感觉受到藐视。

《每日新闻》7月份也发表社论，认为日本同其他先进国家相比，在立法保护女权上极为落后，这或与女性参政人数少有关。相比之下，法国在26年前就制定“性骚扰罪”，为了响应#MeToo运动，近期还增设了对性骚扰予以罚款的措施。

《Black Box》出版了近一年，此书据悉也将翻译成英文。伊藤目前居住在英国，从事采访工作。

于7月7日发刊的日本《女性自身杂志》采访了伊藤，显著报道了她的经历。岂料在她说出了惨痛的经历后，却受到日本保守派言论的攻击。伊藤告诉该杂志：“我说出了事实，但并非所有人都能理解，一些人认为我是为了博出名。”

在伊藤的眼里，日本社会对遭受到性暴力的女性受害者，仍然缺乏同情与理解。伊藤也在事后发现，“日本的女警人数太少，只占警队总数的8%，这或许是性侵问题无法获得司法理解的原因之一。”

伊藤的遭遇让人同情也感到愤怒，她的斗争令人动容，可是像她这样鼓起勇气告发性侵者的日本女性毕竟不多。

日本《女性周刊》三个月前，针对各国强奸案的举报为题，发表了一项报告透露，在119个国家里，日本的“举报”排名列第105位，几乎垫底。据日本内阁府提供有关性犯罪的统计资料显示，平均每15个日本女性当中就有一人曾遭遇强奸或被强迫性交。但是，受害者当中仅4%愿意告发追究；有75%表示“不会向任何人提起这些事”。

日本在战后提倡男女平等，在安倍政府上台后，更以“女性活跃社会”作为政策，提倡日本职场必须是男女平起平坐。但是，“日本是不是一个让女性容易发声的社会”，受到日本社会学家的质疑。

社会学家上野千鹤子撰文指出，“日本或亚洲的女性们在受害后，大多数都选择沉默，是因为担心事件一旦曝光，就要面对周围的有色眼光。旧思想认为这类事是羞耻的，她们害怕会进一步受到羞辱。即便明白自己是受害者，也情愿把包袱强压在自己身上。封建社会的枷锁仍在，要站出来说出真相，并不是容易的事。”

上野也是日本少数深入研究二战中女性承受军事性暴力问题的学者，她在上月二战纪念日前夕，以《二战中的#Metoo》发表演讲时指出：“在战争侵害中，针对性侵害的证言最难收集。经过半个世纪之后，在二战中受性侵害的慰安妇们才打破沉默，她们其实就是#Metoo的先驱。1991年，韩国受害者金学顺鼓起勇气打破沉默，指证日军施暴。这个行动促使亚洲其他二战受害女性站出来，向日本政府讨回公道。这也是一个#Metoo行动。”

随着世界多处出现#Metoo运动，伊藤的勇气告白在这一年内，确实为日本社会带来了改变。

一些遭受性侵犯并长期压抑的受害者，开始在社交网络平台发声。“我也是”运动更促使日本政治在这方面有了觉醒。日本一些地区开始关注这个课题，例如在大分县的政府部门，负责推动“男女平等”的部门首次设立特别小组帮助性侵受害者，上半年共有130名受害女性前往求助。

这个部门也举办性侵受害者互助交流会，让一些受害者说出痛苦经历。

上个月，受害者之一工藤千惠在大分县召开的性侵告白会上说：“八岁那年，我遭到了性侵，30多年来，这个阴影一直纠缠着我。新闻报道很少有强奸案，这是个很难看到伤害的案件，即便报道了，也只是以没人命危险一笔带过。但是，人们不会了解，遭受性侵所产生的创伤，几十年过去了都不会消失。”

专家：须提高赔偿金 鼓励女性勇于揭发

日本虽然没有所谓的“性骚扰罪”，但女性若勇于揭发，经司法裁定后仍可向加害方索取赔偿金。

按照公示内容，日本司法界规定了骚扰罚金，如：强吻罚240万日元（约2万9000新元）；要求女下属去开房罚金不低于300万日元。这些标准是在上世纪90年代法庭针对性骚扰问题而定下的。

在这之前，据说有关的赔偿金还不足以让受害者支付律师费。

90年代后期，大阪前市长横山诺克于选举期间，曾在宣传车上调戏为他助选的一个女大学生，结果被告上法庭，被判赔偿1000万日元（约12万新元）。

日本企业里的非礼案更多，曾有一家公司的两名女职员因老板总对她们性骚扰，愤而将老板告上法庭，结果他被判赔偿受害人3000万日元（约37万2000新元）。

日本劳工问题专家目前正向司法界发出呼吁，主张提高性骚扰的赔偿金，鼓励女性发声。

熟知日本性骚扰司法程序的评论家若林亚纪指出：“如果要日本女性从性骚扰中解放出来，重要的就是要有公正的司法程序。日本当局应当通过立法，对加害者施以重罚，好让日本女性能更安心地活跃于职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