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约有450名新加坡人旅居韩国，其中少数人在首尔从事餐饮业和美容业。冠病疫情暴发一年多来，在韩国的新加坡个体商户也经历着一场营业“历险记”。
首尔弘大周边商区不仅汇集了年轻人喜欢的各式服饰店，也有很多特色的餐馆和咖啡馆，被视为外国游客必访的人气观光景点。然而，受疫情影响，访韩游客锐减，韩国大学生基本上都转向线上上课，对弘大造成直接冲击。该商区的人员流动量减少近90%，不少商家透露如今的销售额不到往年的三成。
在弘大经营新加坡甜品店“鱼尾狮咖啡馆”的黄庆龙（51岁）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透露，他在该处经营咖啡馆六年，冠病疫情肆虐带来的影响远超他的想象。同韩国在2015年暴发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的情况相比，这次疫情造成的冲击让商家吃不消。
他说：“弘大是出名的旅游区，许多商家靠游客做生意，现在游客无法来，弘大的商家纷纷关门歇业，前几天走在街上看到许多空荡荡的店铺，心情很沉重。”
韩国房地产研究机构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受疫情影响，首尔明洞商圈的商铺空置率高达41.2%，似乎变成“幽灵商圈”。同时，首尔弘大商圈的空置率也从2020年第三季度的9.2%上升至第四季度的19.2%，升幅超过一倍。
去年11月韩国疫情出现反弹，出现第三波大流行趋势后，韩国政府升级了首都圈防疫管控，咖啡厅禁止堂食，仅允许外卖服务。“鱼尾狮咖啡馆”的顾客主要是堂食客，于是咖啡馆只好停业近两个月，在2021年农历新年后才恢复营业。
鱼尾狮咖啡馆的韩国合伙人金酉（51岁）说，停业那段时间所承受的压力很大，不仅没有收入，为了支付每月307万韩元（3646新元）的店租等开支，还向银行贷款了3000万韩元（约3万5629新元）。他透露，虽然去年韩国政府向个体户发放救济补贴270万韩元（约3206新元），但这远远弥补不了疫情期间蒙受的生意亏损。
明洞商圈影响更严重
金酉感叹，明洞商圈基本上全靠游客，情况可能更严重。弘大商圈除了游客还有韩国年轻人，但受到疫情影响，年轻人找不到打工机会，可能挣不到钱，上街消费的人也明显减少。过年后开店，生意冷清，顾客稀少，与疫情前的经营情况截然不同。目前的营收因为疫情预料将减少约一半。
记者到咖啡馆采访时，正是午休时间，看到陆续有人来买咖啡。记者采访了等待咖啡的三名顾客，没想到他们为了品尝新加坡咖啡，当天上午是专程乘坐两小时的火车从大田来的。
林志苑（29岁）是巴黎贝甜（Paris Baguette）的面包师。她笑着说：“我和男朋友很喜欢新加坡黑咖啡和这里的巧克力甜点。因为疫情严重，一直无法上来，现在可以在店里喝咖啡，特地带姐姐一起来品尝。大田没有卖新加坡咖啡，总算今天吃到了，真的很开心。”
售卖新加坡美食维持生意
黄庆龙听见顾客的这番话后就说：“假设我们的咖啡馆很普通，疫情期间就像其他韩国的咖啡馆一样早就倒闭了。我们卖新加坡地道咖啡和亲手制作的咖椰吐司、绿蛋糕等甜点，所以疫情期间生意还能维持。我觉得现在交得起店租就算很成功了。”
据韩国统计厅公布的数据，截至去年11月韩国共有656万3000个体户从业人员，占全国总就业人数（约2724万人)的24.1%，相当于目前韩国四分之一的就业人员依靠个体经营生活。
韩国的个体户比率在国际上也属于较高水平。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36个成员国中，韩国个体户从业人员比率位列第八，在亚洲国家中占比最高。
不过，韩国统计厅和中小企业研究院的调查结果显示，疫情暴发一年来，单在首都圈就减少了6万8000个商业个体户。
韩国餐饮业中央会相关人士说，由于租赁期等因素，很多餐厅虽然没有停业，但事实上几乎处于停业状态的餐厅应该比统计数字多。
韩国创业挑战大
吴淑慧（57岁）取得新加坡一个头发草本护理品牌在的韩国的总代理权，三年前在首尔麻浦区开设名为“发食物语”的店面。
她透露：“很多年前两回被公司派驻韩国后，对韩国留下好印象，就决定来韩国做生意。我有遗传性白发的问题，很早开始染发，长期染发造成头皮严重受损，在新加坡体验奥琳欣草本护理后，对这个品牌产生信心，就取得韩国的总代理权来首尔开店。”
她说，在韩国两年半的创业旅程出乎意料的艰难。外国女子想创业并进军举世闻名的韩国美容界不是容易的事，除了须要美容资格证、巨大的投资金额，还得取得种种的许可证和符合特别严苛的美容法律条文。
吴淑慧透露，她的顾客中，外国人占60%，他们为能在韩国找到精通英语、华语、韩语、粤语的专业护理师帮他们解决头发问题感到很开心。韩国政府提高防疫响应级别后，许多店铺被迫停业，但美容院还能正常营业。不过，去年2月大邱暴发第一波疫情后，她店里的顾客明显减少，这一年来的营业额约减少起码30%。
吴淑慧透露，由于首尔麻浦地区的物价上涨，租金有增无减。加上根据韩国法律，每年都得增加员工的打工费，商家面对的开支压力真的很大。
“如果没有冠病我可能已经开了两三家分店，因为疫情使得生意无法扩展。商家在疫情期间承受盈利锐减之余还得面对成本增加等问题，又不能不继续进行品牌建设和推广活动等，其中的辛酸不是一般人能想象。”
她透露，疫情暴发后，因为顾客减少，她没有多请员工，有时自己得充当洗头妹给客人洗头，“多亏一批长期顾客帮我把生意给保住了，我才能顺利熬过来”。
问及可有拿到韩国政府发出的补贴，她说：“经过多重程序后，收到了一张价值30万韩元（356新元）的消费卡。连买药补一补疲累的身心都不够！这张消费卡只限于用在小超市，不过有补贴还是比没有好。幸亏新加坡政府也有补贴，我人在韩国，连申请都没申请，钱就直接进入我的银行户头，省心多了。”
她说：“疫情确定了我一直深信的一个事实。以人为本来经营生意是对的。在疫情期间更是如此。很多顾客表示对我的用心很感谢，不少也反映头发和头皮情况改善了。这是我在疫情期间最大的收获。”
吴淑慧曾在2011年至2016年间被派往中国任职房地产集团公司的业主代表。她认为，在异乡经历这场疫情之后，无论是人生经验或管理经验上都更成熟了。“现在只等疫情过去，能回新加坡看一看父母，这段时间非常想念他们。之后希望去中国做回老本行。”
空服员转行餐饮业 亚洲美食赢口碑
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许多无法生存的餐饮店先后倒闭，但疫情同时为餐饮外卖行业制造了前所未有的商机。
今年32岁的林国梁，原本是新加坡航空公司的空服员，两年前娶了韩国妻子李承炫后定居首尔。他受访说，自己一直以来对烹饪很感兴趣，旅居韩国后发现能吃到的外国食物种类不多，认为可以推广新加坡美食。于是，他在去年6月租下一间19.8平方米的“共享厨房”，开了只通过餐饮外卖平台销售的新加坡餐馆“北纬一度”。
“北纬一度”专卖海南鸡饭、叉烧饭和肉骨茶。林国梁和妻子开业短短九个月获得顾客的好评，在韩国最大的外卖平台“外卖的民族”上已成为评分最高的亚洲餐馆。
林国梁说：“我和妻子没有很多资金，也不确定新加坡美食适不适合韩国人的口味，因此决定入驻首尔江南COEX附近的一间‘共享厨房’。我们支付500万韩元（约5938新元）的押金和每月180万韩元（约2137新元）的租金，就租到了餐饮设备。”
韩国的“共享厨房”经营模式出现在2015年，但是发展一直不温不火。去年全球冠病疫情肆虐后，“共享厨房”的概念火红起来，市场规模迅速扩张。想要入驻“共享厨房”的厨师，只须支付押金和月租就能租到一个具有基本设备的“档口”。
“共享厨房”将一个大的空间分割成多个13至17平方米的小隔间，统一配备好厨房用具和冷藏仓库，打造出一个个相互独立的专业厨房，供厨师使用。创业者只须带着团队“拎包入驻”，并在外卖平台上注册一个账号，就可以开始接单营业。这是当下韩国备受追捧的“共享厨房”经营模式。没有桌椅，没有服务员，无须过多装修，这种专注于外卖订单业务的新模式为不少深陷困境的餐厅提供了新出路。
林国梁的妻子李承炫（26岁）说：“去年6月25日开张第一天，心想‘如果可以拿到五个订单就好了’，没想到那天每小时就拿到10个订单。因为我们不太熟练，看到快递人员在门口排队等着我们，真让我急死了。
“我们运气真的很好，抓住了商机。首尔江南COEX附近是商业区，上班族是主要顾客，平日的午餐时间特别忙。”
李承炫透露，外卖生意没有受到疫情的影响，而是受到了季节的影响。韩国四季分明，秋天许多人外出赏枫叶，单子会减少，冬天因为天气很冷，人们可能不想出门吃饭，单子就会增加。
“我们平均一天营业额约50万至80万韩元左右（593至950新元），到目前为止生意还蛮顺利。”
日前有一名新加坡客人花4万韩元（47新元）的快递费，从仁川订了海南鸡饭和肉骨茶。该名客人告诉林国梁，他太久没有吃新加坡菜肴了，所以花多贵的快递费也值得。林国梁说，看到新加坡人和一些曾在新加坡生活过的韩国客人成为常客，他感到分外开心。
林国梁夫妇的目标是把目前的外卖生意经营好，然后可以租一个餐饮店面，为客人提供更好的服务。
根据欧睿国际数据库（Euro monitor）统计，韩国在2019年已成为世界第三大餐饮外卖市场，仅次于中国和美国。由于疫情拉动“宅”经济，统计厅的最新数据显示，去年韩国的外卖行业市场交易额约达17.38万亿韩元（约206亿新元），与前一年的约9.73万亿韩元相比增长超过78%。其中，通过手机应用平台的交易规模达16.51万亿韩元，占了总额的96.4%。统计显示，2019年韩国约有2500万人利用手机应用订餐。
另外，据全球数据分析机构邓韩贝（Dunnhumby）统计，韩国为全球最喜爱使用外卖服务的国家。去年9月邓韩贝以受疫情影响的20个国家的8000名消费者为对象，进行了疫情对消费者购物形态影响调查。调查结果发现，六成韩国受访者表示曾在疫情期间使用过外卖服务，远超调查的27%平均值。
（记者是《联合早报》首尔通讯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