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病患职涯避风港 良心企业多包容除心障

一边应付工作压力，一边还要跟病魔斗争，精神病患肩上背负着两个担子，在求职路上艰辛前进。面对人力短缺的本地职场，在包容这个群体方面做得够吗？有哪些缺口和障碍须清除，才能为他们铺设一条更为平坦的道路？

40岁的黄奕聪身穿绿色上衣，骑着脚踏车，背着送餐的保温背包，穿梭于麦波申、加东和芽笼一带。

途中他不时和其他送餐员闲聊，他喜欢这样挥洒汗水、在一个个开了又关上的家门之间穿梭，试着从几秒钟的接触，臆想门背后是什么样的人。

在马路上讨生活不是他一开始就设定的就业模式，观察别人也不是因为好奇。原来，黄奕聪是个留学海外的社会学博士，研究文化与社群是他的专长，他还曾担任大学讲师。只是，抑郁症几乎吞噬了他，他曾被禁锢在心灵的塔里，好不容易从送餐员这身制服里获得释放和认同感。

土生土长的黄奕聪，10多年前在墨尔本大学念文化研究本科，攻读荣誉学位那一年，精神负荷过重，差一点跟一起去留学的新加坡女友起冲突。

毕业后他先留在澳大利亚，工作了两年，在迪肯大学（Deakin University）从事行政事务。过后他决定念社会学博士，不过得同时兼顾工作。在用完博士奖学金后，他又停学一年去工作，然后继续念博士。这期间，他的精神状态起起落落。

2014年，他念完博士却找不到稳定的工作，只能当合约工，忧郁症再次复发，这次病情更为严重，有几次想要轻生。

那时他与忧郁症对抗了10年，在澳洲的学术界难以突破，加上与交往15年的女友感情破裂，决定回到新加坡。

少小离家的他回国后又得重新适应，他选择到一家在本地办学的澳洲大学当讲师，但工作两个学期后，还是对合约制缺乏安全感，再次放弃学术工作。

现在，他在官委议员王丽婷创办的社会企业静谧茶吧（Hush TeaBar）任职，负责为青年举办工作坊。每星期有三个晚上，他会骑脚踏车送餐。

他意外地发现，看起来不稳定也不体面的送餐工作，反而让他能静下心来。心情烦躁的时候，他就到组屋楼下跟猫儿“谈天”。

“我不须要考虑太多，有订单就接，接了就有收入。我比较内向，不太擅长跟人交际，送餐的时候我跟别人的接触点到为止，所以比较没有负担，反而还能从旁观察别人的生活。”

精神病患者的求职之路坑坑洼洼，要不要据实申报病情，往往是首先要跨过的障碍。

黄奕聪也是如此。两年前他刚回到新加坡时，朋友劝诫他不要把这里当成是澳洲，别轻易透露病史。

“我觉得新加坡社会还没有成熟到能够普遍在职场接受并保护精神病患者。”

找工作面对压力不只是精神上的，也可能涉及法律问题。

律师魏锐纳（45岁）受访时说：“如果雇佣合约里清楚列明需要申报患有精神病，而申请者没有申报，那就是违反合约。另外，应征一份公共部门的工作时若没有申报，就触犯刑事法典‘对公务员提供假资料’的条文。”

魏锐纳本身也是一名精神病患者。他年轻时想考上牛津大学的法律学院，承受了很大压力，在1998年到1999年患上精神分裂症。病情第二次复发时，他几乎丧命。

他说：“刚开始当律师时，我因为吃了药，上班打瞌睡，同事和上司以为我偷懒，但我又不能说在服用精神病药物，工作表现因此被扣分。”

四年多前，魏锐纳决定开设律师事务所。这让他可以主导自己的工作量和环境，压力没那么大。他也无须再隐瞒病情，感觉更轻松。

一些比较开明的公司会有意识地提倡职场包容，比如蚬壳（Shell）就设有专门的多元化与包容性部门，该部门总裁李静琳（52岁）的职位是Chief Diversity and Inclusion Officer，简称CDO。

李静琳指出，有没有精神病这道题，根本不该列在求职表格中。

她说：“如果求职者不申报，意味着他进入公司前就撒了谎，他会更有负担。”

本身也在跟躁郁症（bipolar）搏斗的李静琳指出，蚬壳的人事部在表格上提问的是：“你有什么需求？我们可以帮助你更好地适应。”她认为这么问就表示公司有意伸出援手，有助减缓应征者对于坦承病情的顾虑。

心理卫生学院资深临床心理学家黄淑敏医生说：“员工应该清楚传达关于自己病情的信息。除了指出工作在哪方面会受影响之外，也要明确地说明在哪方面能正常工作。”

精神病患成功找到一份工作，只是一个开始。进入职场后，他们面对的挑战只会有增无减。

根据2017年国家福利理事会一项针对公众对精神病患态度的调查，每10人中有七人认为同事的态度是关键障碍之一。

官委议员王丽婷受访时说：“聘请精神病患不能只做表面功夫。我国目前很多的工作环境，基本上还是不适合他们，因为他们感到不安全，也觉得靠不住。”

黄淑敏也提到职场有很多“地雷”，精神病患一不小心就会踩到，如工作量与性质可能与员工的能力不匹配，或者发生职场霸凌和骚扰。

她指出：“这些问题也会影响雇主，因为员工的工作效率下降，流失率会增加。”

官委议员王丽婷时常在国会针对精神健康的课题提问。她受访时说，很多精神病患者停止工作后一段时间，即便身体允许，还是无法重回职场，主要的原因是工作环境并不能接纳他们，就算回到职场，也做不久。

她认为雇主应该营造一个开放的职场氛围，让员工可以安心地讨论和公开病情。

黄淑敏也指出，拥有一份有意义的工作，对精神病患的康复至关重要。

她说：“虽然大家的普遍认知是失业会增加患上精神健康问题的风险，但其实让患者重返职场，也可以起到改善精神健康的作用。”

近年来国人对精神病课题的观念已有改变，但是愿意聘请患者的雇主还是不多，当中主要原因是雇主也面对难处。

社会企业The Social Space的创办人姚恩溢（36岁）受访时说：“我们作为雇主没有任何支援网络，我想要了解其他雇主聘用精神病患的经历，但不知道可以问谁。”

姚恩溢提到，曾经有一名员工在病情复发后，在病假期间透过社工另找一份工作。这让他意识到雇主和不同政府部门与机构之间欠缺沟通。

雇主之间也没有相关的沟通平台。因此，王丽婷去年发起一个以大企业领导层为主，名为WorkWell Leaders Workgroup的工作小组。

她说：“我们首先把重量级的公司聚集在一起，让他们可以推动一些政策的改变，比如让保险公司为精神病患提供保险配套等。”

王丽婷希望，当这些大企业产生一定的需求时，其他较小的雇主就可以加入。她计划在今年内让这个工作小组成为一个正式注册的协会。

她说：“小组内几名高层都有精神健康问题，他们到彼此的公司分享经历，让员工有进一步了解，这有助推广较开放的职场文化。”

黄淑敏说：“雇主可以直接询问员工，是否需要为他们做出任何调整，该如何调整，以及如何更好地支持他。从当事人口中了解情况最为理想。”

根据国家福利理事会2017年的调查，雇主对调整工作环境每投入1元，会有约5元零6分的回报，而员工的工作效率与士气会有所提升，旷工和请病假的概率也降低。因此，员工的精神健康良好会对企业有实质帮助。

黄淑敏也指出，如果公司对于精神健康问题持开放态度并愿意给予支持，员工会较容易公开自己的情况。

帮助有精神病的员工其实并不困难，一些企业已特地为他们营造适合他们的工作环境。

蚬壳的CDO李静琳指出：“其实很多方法都不需要太多资源，主要还是高层要带领大家提高对精神健康的认识。比如‘员工辅助计划’（Employee Assistance Program，简称EAP）的开销也不高。”

员工辅助计划基本的服务是提供24小时热线，由辅导员轮流接听，员工可倾诉工作上的不如意或私人问题。

员工遇到任何问题时，可以跟专家或辅导员谈上六至八次，如果有需要，对方也提供或推荐其他援助。

李静琳说，蚬壳也发起了一个“I'm not OK”的计划，希望让员工明白他们随时都能说“I'm not OK”，而不会担心受到歧视，公司也能进一步地探讨如何帮助他们。

另一个中小企业能够采用的方法是让员工按照自己所需，灵活安排工作。比如官委议员王丽婷的社会企业静谧茶吧，员工请病假无须医生证明，工作时间自己掌握。她说：“我们应该重新设计工作岗位，让每名员工更能按照自己的步伐来办公。我认为中小企业较具灵活性，容易调整，不像大企业有很多设定的架构。”

走进位于市中心金融区的这家咖啡座，浓郁的咖啡香让人觉得“社交空间”（The Social Space）和一般的咖啡座没两样。

但员工却是它特别之处，他们有的来自低收入单亲家庭，有的是特需者，其中八成患有不同程度的精神病。

42岁的梁诗莹是其中之一。大约15年前，她因为分裂情感性障碍（Schizoaffective Disorder）导致情绪崩溃，过后就一直在换工作。

起初患病时，父亲的朋友立刻提醒她，不可以透露自己可能有精神病，否则会找不到工作。

原本是设计绘图员的梁诗莹说：“因为父亲友人的那句话我始终无法忘记，所以我一直不敢说我有病。”

每次应征工作，梁诗莹都没有申报病情，但她的求职历程一点都不容易。2012年至2016年长期在一家公司当兼职清洁工，后来公司搬到大士，住在榜鹅的她因路途遥远而丢了工作。

去年9月，她到“社交空间”应征，“当时发现这里的老板很好，他知道我的情况后也没说需要再考虑，就马上要我尽快上班。”

创办人姚恩溢原本在新加坡航空公司担任峇厘岛站点的经理，与太太欧伟玲（36岁）一起创办“社交空间”，是想为社会出一分力。

他说：“我以前对精神病了解不多，但是太太很想帮助弱势群体，所以我们就尝试聘用他们。不知不觉地，目前有将近八成的员工是患有各种精神健康问题的。”

梁诗莹也提到，虽然姚恩溢对员工的工作要求很高，他还是非常关心下属，因此有很多事情她都可以向他坦白，与他商量。

她说：“姚恩溢常说他不喜欢‘办公室政治’，所以要我们有话直说。这让我感到很安心，因为我知道大家都在想什么，不会一直怀疑是不是有人在我背后说我的坏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