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划人生最后一次善行 捐赠遗产留爱人间

印族版“杨寅案”已故女医生弗蕾达保罗的遗产执行人，不久前将一笔超过600万元遗产捐给她的母校新加坡国立大学医学院，资助贫困女医学生。近年来，像弗蕾达这样作出巨额遗赠的海内外遗嘱人，不时出现。

遗赠（Legacy Giving）是指立遗嘱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的部分或全部财产赠给继承人的法律制度。

新加坡是个东西方文化交融的国家，遗赠的风气会越来越盛行吗？

本期专题邀请擅长处理遗嘱的律师分享遗赠的趋势，以及探讨慈善机构如何推动遗赠，鼓励更多人遗爱人间。

遗赠还未在本地形成风气，但个别慈善机构观察到，随着社会意识逐渐提高，慈善乐捐文化在演变，近几年遗赠略有增加趋势。

新加坡社区基金会总裁罗佩仪回复《联合早报》询问时说，遗产捐赠在本地并不普遍。

她指出，文化、社区及青年部一项调查显示，逾八成国人了解遗赠的意义，但仅3％会付诸行动。“有些人认为只有年长者或富裕人家才会想要捐出遗产。其实，各年龄和阶层人士都可考虑透过遗赠，援助社区。”

部分慈善及社会服务机构指出，遗赠例子虽不多，但近年有略增。愿捐出遗产的公众多数会通过遗嘱，指定要捐出的款额或资产，这些机构也接受捐款者提名为公积金或保单受益方。

红十字会秘书长兼首席执行官班杰明·威廉（Benjamin William）说，过去10年来，红十字会收到五份总值52万1000元的遗赠，最大笔遗产来自一块房地产的份额。总的来说，红十字会获得的遗赠，九成来自房地产，其余则是公积金款项。他认为，近年来，人们对遗赠的兴趣逐渐提高。

“我们至今收到的遗赠，以价值来说，85％是在过去五年获得。尽管我们仍通过传统募捐方式筹集大部分善款，但估计遗赠的占比会有增加趋势。”

他指出，本地慈善捐款风气在演变，红十字会意识到，在传统的款项和实物捐赠之外，还须提供更多元的捐款模式。因此，红十字会举办了一系列以遗产规划为主题的线上学习工作坊，并与遗产规划服务业者合作，提高人们对遗赠的意识。

“一个人离世后把遗产捐作慈善，是一种很有意义地延续生前信念和热心的方式。我们希望鼓励更多人考虑遗赠作为另一捐赠模式。”

新加坡国立大学发言人说，过去几年有更多人承诺或表示有兴趣通过捐赠遗产，支持国大各项课程及项目，令校方感到鼓舞。国大杨潞龄医学院去年底宣布获得已故校友弗蕾达保罗医生捐赠675万元遗产，以资助穷困女医学生。

发言人说，国大会继续通过举办讲座，宣导遗产规划、立遗嘱和信托等方面的知识。“这可让更多人了解遗赠是贡献社会的方式之一，以及通过捐助国大项目所能产生的积极效益。”

新加坡防止虐待动物协会（SPCA）受询时透露，协会每年获得一至三份遗赠，价值不等；至今最大笔的遗赠是2016年获已故乔和杰瑞·埃瑟里夫妇（Jo and Gerry Essery）的200万元遗产。

协会在其网站有列明遗赠可作为一种捐助方式。

新加坡儿童会每年也获得几份遗赠。儿童会社联与伙伴关系常务委员会主席王腾忆说，遗赠不单是捐款行为，它属于一种长期的合作，也是一项能发挥长远影响力的捐赠。他指出，儿童会有一系列长期援助儿童、青年和家庭的项目，并有良好的内部监管。“公众如果有意与儿童会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做出有意义的捐献，可以考虑捐赠遗产。”

触爱社会服务副总监洪庆玲受询时说，触爱有多元的募捐形式，遗赠并非主要捐款来源。尽管如此，她指出，从个别案例可见，遗赠近年逐渐兴起，相信同媒体广泛宣传、政府加强制定持久授权书的宣导有关，让更多人意识到应尽早做规划。

此外，她认为不少国人的社会责任感已提高，希望在自己离世后，能继续为社会发挥正面影响力。

受访慈善及社服机构指出，有意捐出遗产者应咨询专业的遗产规划顾问，确保遗赠的用途明确表达。这些机构也表示会以尊重、谨慎的态度处理遗赠课题，并且会严格遵照捐助者的遗愿，让捐款发挥最有效作用。

另一方面，新加坡社区基金会去年11月展开为期三年的全国慈善遗产捐赠计划，同时启动长达三个月的“伟大捐赠”（A Greater Gift）运动，邀请公众、专业顾问和慈善机构探讨遗赠发挥的作用和长期影响力。该基金会也设立网站legacygiving.sg，为公众、慈善机构及专业顾问提供有关信息。

只有少数人愿意作出遗赠，而多数遗赠仅占遗产极小份额。

Bethel Chambers律师事务所董事经理钟岳恩律师说，新加坡人本性乐善好施，遗赠是国人精神和文化的一部分。

他指出，虽没有调查说明有多少国人作遗赠，但以他过去10年为客户办理遗嘱的经验来看，遗赠还属于少数。

针对遗赠占遗产的百分比，钟岳恩律师说，目前没有数据说明遗嘱人捐多少给慈善，但凭他的经验，愿意捐给慈善的人，一般给每个慈善机构的捐款不会超过遗产的10％。

遗嘱内容都是保密的，只有保存文件的法庭或政府机构，比如公积金局，才知道内容和数据。

钟岳恩指出，目前只有少数人进行财务规划，更别说是遗赠。

信托和遗产业者公会（Society of Trust and Estate Practitioners，简称STEP）一项调查显示，495名受调查者中，仅28%已立遗嘱，另16%还在处理中。钟岳恩说：“有56%没立遗嘱，这说明他们也不太可能想过遗赠这回事。”

一些人对预先为死后规划财务有避忌，使遗赠的课题变得敏感，但钟岳恩指出，没立遗嘱也可能导致死者家属之间有更多冲突。

另一原因是家属有冲突，遗嘱人因许多不明朗情况，不知如何做决定。钟岳恩建议，这时最好找擅长财务规划的律师，解决这些问题。

“涉及遗产和资产的法律不断更新，最好请示律师，了解最新的相关法律。”

除了立遗嘱捐赠给慈善机构，也有人选择生前通过规划资产，捐助有需要的团体。

2008年，政府成立的新加坡社会基金会（The Community Foundation of Singapore），为想行善者提供咨询，包括协助他们成立基金，并为他们管理基金，让捐款者进行针对性和可持续的社会公益。

任何个人或公司都能设立“捐献者指示基金会”（Donor Advised Fund）。捐款者可随时为基金投入款项，并要求从基金拨款，资助指定的慈善机构。

捐款者能以自己、家人或公司名义设立基金，或通过为基金命名，纪念他人。

遗赠须经历长时间，等立遗嘱者过世后才能受领，多数慈善机构负责人在任内无法看到遗赠所带来的财产利益，也看不到遗赠价值，因此缺乏推广的动力。

由于遗赠属于敏感课题，多数福利组织不知如何找寻和鼓励捐款者作出遗赠。

受访律师指出，一些人对预先处理“身后事”比较避忌，提及遗赠就更为敏感。律师为客户办理遗嘱手续时，可进行教育和推动遗赠。

曾是律师的遗产规划师郑光荣说，遗赠概念在本地还处于“新兴”状态。“从慈善机构较少获得遗赠，以及没在网站上推广遗赠的情况来看，多数机构没有把遗赠当成主要善款来源。多数人立遗嘱时，也不会考虑将慈善机构列为受益人。”

他认为，多数慈善机构的总裁会以“立即见效”来衡量表现，往往看不到需要更长时间才能看到效果的遗赠的价值。“慈善机构也觉得难以要求别人把遗产捐给它们，不论是沟通方式、言语和语调，吁请公众作出遗赠有别于一般筹款。”

郑光荣引述英国布里斯托大学（University of Bristol）和行为洞察团队的一项研究调查，说明律师在鼓励客户作出遗赠上，发挥关键影响力。

调查从2014年11月至2016年6月展开，涉及八家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与客户进行的超过2600次交流。46%客户认为，律师有责任问客户是否要作出遗赠。

根据调查，如果律师向客户提及可以考虑把慈善机构当成受益人的选项，将大大影响遗嘱人作出遗赠的决定。

调查也显示，当律师告诉客户“有许多人捐给慈善”时，较可能捐给慈善的客户因此多了40%。

郑光荣受上述调查启发，为客户规划遗产分配时，会常提醒客户不妨考虑遗赠，“一些客户也接受这个提醒”。

据英国慈善救助基金会（Charities Aid Foundation）的世界捐助指数（World Giving Index）报告，新加坡是行善表现进步最多的国家之一。我国在2013年的排名为第64位，2017年上升到第30位，2018年跃升至第七位，首次跻身10大善心之都，反映国人越来越乐善好施。

Bethel Chambers律师事务所董事经理钟岳恩律师说，多数人立遗嘱时，会优先考虑家人为受益人而非慈善机构。

“一般人可能认为慈善事业或遗赠是有钱人家做的事。来自传统大家庭的人觉得有责任将遗产留给家人，没有家眷的则较可能考虑捐给慈善。或许人们规划遗产时，没被问是否要留一些给慈善机构。不论什么理由，应该更鼓励国人响应遗赠。”

小儿科医生弗蕾达保罗（Freda Paul）2007年立遗嘱，把大部分遗产捐给母校新加坡国立大学医学院，资助贫困女医科学生。

她在2009年失智后，受女佣及在住家附近工作的印度籍建筑工人和工程师影响，将卖房收益赠予他们，还重新立遗嘱，让他们获得剩余遗产，并省略了给国大的捐赠。

她的两名远房亲戚——菲立惹耶勒南高级律师和乔舒雅医生以她受不当影响为理由，追回约400万元，并脱售其住屋，向法院申请恢复原有遗嘱。

弗蕾达2016年去世，享年87岁。去年底，国大宣布，弗蕾达的两名代理人兼遗产执行人把675万元捐给国大医学院，成立以她命名的助学金和奖金。

心系弱势社群、关爱动物福利的年迈埃瑟里夫妇——杰瑞和乔，膝下无子女，过世后把600万元遗产捐给三个慈善机构。

三个受惠机构——雅西西慈怀病院、全国肾脏基金会（NKF），以及新加坡防止虐待动物协会（SPCA），2016年各得200万元，分别用来设立马西岭洗肾中心、协助有需要的病人，以及设立新会所和翻新动物福利中心。

杰瑞生于英国，1945年在南非与乔结婚，1960年代定居本地。杰瑞是玻璃制造厂的会计师，1970年代与乔成为公民。乔是家庭主妇，是防止虐待动物协会的管委和活跃义工。

乔在2013年去世，享年89岁；杰瑞死于2015年，享年9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