摸象窥豹
要让马儿跑，还要跑得快，就要让马儿吃草，而且要让它们吃鲜美的夜草。同样的道理，要让官吏不贪污，并且勤于政事，就要给他们足够的薪酬，让他们可以过像样的生活。
曾为近现代中国造就了许多军事人才的黄埔军校（建校时原名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其大门彩楼两旁原本挂有一幅对联：升官发财，请往他处（上联）；贪生怕死，勿入斯门（下联）。横批则是“革命者来”。
鉴于黄埔军校于1924年在广州草创期间，正值中国多灾多难之秋，并且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产物，而参与建设诸公，如孙中山、廖仲恺、蒋介石、周恩来、萧楚女等，均为坚定的革命党人。因此，当时有志报考黄埔军校的热血青年，绝大多数都不是为了升官发财，而是为了革命。
可是，当这些最初绝非为了“升官发财”而来的黄埔军校学生，在走出校门，奔向疆场后，还能坚持初心不变的，却不多。其中有许多黄埔毕业生，尤其是国民党军队方面的将领，在官场混迹多年后，“升官发财”已经成为了他们投身军旅的主要追求。与国军将领较热衷于功名利禄相比，共产党方面的黄埔毕业生相对好些，但也不全然不是为了“升官发财”，尤其是在中共于1949年建立新政权之后。
这也难怪，因为当兵是个风险性极高的高危行业，尤其是在战争年代，随时都有可能掉脑袋，说得豪壮一点是“马革裹尸返”，说得悲情一点就是“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了。因此，自古以来，无论中外莫不以金钱、美女、官爵来激励士兵，否则谁愿意卖命？此即所谓的“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是也！职是之故，与黄埔军校那副对联的“高大上境界”相比，从大秦帝国制定“二十级军功爵位制”以来，历朝历代莫不以高爵厚禄来奖励愿意卖命的“勇士”，显然更接地气一些。对于这一点，靠“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当上皇帝的宋太祖赵匡胤看得十分透彻，所以他才能想出“杯酒释兵权”那一招妙棋，在跟石守信等悍将说了“人生驹过隙尔，不如多积金，市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君臣之间，无所猜嫌，不亦善乎？”这么一番话后，就轻而易举地褫夺了他们的兵权。
如果说，靠军功晋升的古人的志向是“男儿生世间，及壮当封侯”的话，那么自从隋唐奠定开科取仕的科举制度后，绝大多数士人的“职场发展方向”就是“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闻”了。就像我们现代人从学校毕业后，步入职场都期盼能够升职加薪，从而生活得越来越好一样，古代的读书人读了那么多年的书，进入官场后也是为了升官发财。
要求当官的人，都必须过着像颜回那样“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清贫生活，是不实际的，甚至是不道德的，可以说是典型的 “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可是，自从孟子在和梁惠王对话时强调“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首倡“义利之辨”以来，“谋利”似乎就成为中国政治生活的“禁忌”。千百年来，只要当官的生活过得好一点，吃香了，喝辣了，即便其资产来源并不是非法所得，也会被人视为“不体恤民艰”。相反地，那些不蓄私财的官员，不论是否有才干，都会被视为“清官”，受到人们的追捧。以和珅和纪晓岚为例，这些年来，好多影视作品都把纪晓岚当成“清官”的典型来吹捧，同时把和珅当成“贪官”的总代表来鞭挞。可是，历史上的和珅无论是才学还是政绩，都要比纪晓岚来得高得多。
正是因为认定了要当个好官就不能爱钱这个死理，农民出身的明太祖朱元璋在登基后，就明确要求所有官员必须清廉度日。他的这个硬性要求还反映在具体政策上，那就是，明朝初年的官员俸禄水平是历朝最低的。可是，当时的中国社会经济却是非常繁荣，否则就不可能会有像沈万三那样富可敌国的商人。于是乎，明初的社会就出现了有权的官吏贫无立锥之地，没权的商人却富得流油的奇特现象。这样一来，官商之间不会出现钱权交易才怪。所以，尽管朱元璋为了反贪几度三申五令，还为贪腐官吏专门准备了“剥皮揎草”（把人皮完整剥下来，做成袋状，在里面填充稻草后悬挂示众）这样千古罕见的酷刑，但是为了钱而以身试法的官吏却多如过江之鲫，屡禁不绝。
当代中国政府，在习近平的领导下，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反腐肃贪，其力度不可谓不大，涉及层面也不可谓不广。但是，若从严刑峻法的威慑力度来看，还是远远不如当年的明太祖。朱元璋当年都干不成的事，现在能不能成功，尚待观察。
要让马儿跑，还要跑得快，就要让马儿吃草，而且要让它们吃鲜美的夜草。同样的道理，要让官吏不贪污，并且勤于政事，就要给他们足够的薪酬，让他们可以过像样的生活。
只有他们能够靠自己的收入吃香喝辣，他们自然会把“为人民服务”视为一种必须完成的职责，而不只是当成一种“口号”。
（作者是本报评论员 cheongsh@sph.com.s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