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既是全国最大的地主，也是全国最大的雇主，由此所累积的庞大权力，不是普通民选政府所能够想象的。然而，权力越大，责任越重。
日常下班后搭地铁回家，从地铁站步行到家那段约7分钟路程的归途，以往在那近半夜的时分总是异常冷清，只有三三两两跟自己一样满脸倦容的归人。近来，却不时会见到轻狂骑士骑着个人代步工具，在汽车几乎绝迹的公路上风驰电掣而过。这让过马路变得异常危险——与汽车相比，这些横冲直撞的个人代步工具没有引擎声，也没有老远就看得见的车头大灯；而且骑士完全视交通灯为无物。所以看到那些戴着耳机听音乐，或干脆边看手机边走路的归人，不由得替他们的安全捏一把冷汗。
鉴于此前发生了几起个人代步工具导致行人死伤的意外，政府已经接受了活跃通勤咨询小组所提呈的六大建议，其中规定脚踏车和电动踏板车等个人代步工具使用者，在人行道时必须把最高车速，从每小时15公里减低至10公里。这一建议自然引发争议，一些支持者还嫌10公里时速太快，希望进一步减到8公里；反对者质疑，10公里几乎就是快步走的速度，已经失去了使用工具的意义；如果再加上诸如强制戴头盔等要求，使用工具的麻烦将超过便利，无异于变相禁止。
有不开车的朋友在读了新闻报道后说，最关键的还是限制速度，越慢越好；至于戴头盔的规定，他一点都不在乎，因为如果骑士发生意外，“撞破头是活该”。举这个例子，无非说明此课题的争议性，已经接近情绪化的程度。反对工具的一些人，至今还在指责政府原本就不该允许这类对行人安全有害的工具上路，特别是在当前人口老化的环境里，对行动迟缓，反应不快，本来就害怕出门的老人家，分分钟都是可能的致命威胁。
从反对派的角度看，禁止个人代步工具有很大的正当性。无论是威胁老人和一般行人的安全、同政府鼓励国人多运动来对抗肥胖症和糖尿病的政策目的背道而驰、从地铁站到家门口“最后一里路”反正已经有共享脚踏车……各种因素都表明，个人代步工具除了让使用者有出行乐趣之外，基本上弊大于利。这当然是非常“新加坡式”的务实逻辑，把生活乐趣的正当性摆得很低。其实，只要不危害旁人，生活上的乐趣应该是值得鼓励的。
我自己不使用个人代步工具，也对一些骑士旁若无人的态度相当反感，但“子非鱼，焉知鱼之乐”，尽管内心赞成管制，但若抛开个人利害，觉得还是能从两个角度去探讨这个问题。
首先，这似乎是新科技挑战既有社会规范的又一版本。跟私召车、短期租房、共享脚踏车、无现金支付等的出现一样，因为是全新的事物，社会没有现成的应对办法，所以必然得经过一段恐慌、排斥、角力、适应的曲折过程。当前的讨论显然距离“适应”阶段还相当远，在得出两全其美的办法之前，相信激烈的争论还将继续。这也未尝不是好事，毕竟社会应当学习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不能凡事都要指望政府。
虽然是新科技，但它仍然是存在于文明社会之中，解决的办法因而离不开基本的常识。其中之一，还在于尊重旁人的权利。行人要尊重骑士享受速度和便利的权利；骑士更要尊重行人安全出行的权利。重伤或致死意外的发生，只能归咎于极少数缺乏自律和公民意识的害群之马。如果个人代步工具使用者社群要争取社会的理解和接受，恐怕需要自助自救，推动更多如何安全使用工具的普及教育工作，甚至探讨如何有效惩处鲁莽的使用者。
第二点是，虽然说成熟的公民社会应当具备自我解决问题的能力，但国人凡事指望政府出面的现象，其实也表明一个现实，即新加坡政府并非一般的民选政府，而更类似社会主义国家的全能政府，因为它掌握了绝大部分的社会资源，也通过建立各种制度，影响了国民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如公积金、组屋、拥车证……政府既是全国最大的地主，也是全国最大的雇主，由此所累积的庞大权力，不是普通民选政府所能够想象的。然而，权力越大，责任越重。当连在组屋底层摆设灵堂都要申请准证时，就难怪国人什么事都本能地要找政府解决了。活跃通勤咨询小组由一名高级政务次长领导，就可见政府无所不在的影响力。
全能政府的好处，当然就是高效率，可以“集中能力办大事”；其弊端，则在于如果“大事”是基于错误的前提，则后果也会很严重。普通民选政府，或许缺乏效率，可是也不易犯上“颠覆性错误”。此前关于新加坡是否是一艘小舢舨的比喻，背后所争论的，其实也就是全能政府或民选政府之间的利弊。
强制规定个人代步工具限速，本质上不能算是真正的妥协，因为受管制的少数未必心服口服。真正的妥协，理当是各方心悦诚服的结果。但是，要取得真正的妥协，可能得旷日费时，期间的机会成本，未必是小国如新加坡所愿意承担的；而要真正建立成熟的公民社会，牺牲效率的妥协，却又是必须的价值。特别是在人工智能普及、要建立智慧国愿景的时代，社会更需要独立的个别公民做出自己的判断，解放个体的创造力，并从中谋求社会共赢的最大公约数。从处理个人代步工具的整个过程观察，国人显然仍须努力。
（作者是《联合早报》言论组主任 yapph@sph.com.s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