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庄道
如果没有中华民国，世界华文文学将失去许多亮点，黯然无光。海外心仪的名家，如余光中、白先勇、林海音，还有出身国军行旅的朱西甯、司马中原，都不可能出现。
从国家图书馆借来一本台北九歌的《华文小说百年选·台湾卷（壹）》，出版日期为今年2月，页间还有点新书的味道。按九歌“华文文学百年选”丛书共八部，依小说、散文、新诗三类，以地域分为台湾、中国大陆各三卷，香港、马华各一卷。
小说选的台湾卷有壹、贰两册，即上下集。贰册收录多是台湾中、新生代的作品。这回有幸借到的壹册，则从日治时期到解严之前的1987年，选出经典作家的经典作品15篇。一卷在手，可以浏览“中华民国在台湾”的历史缩影；当然，也鉴赏了文学的典藏。
《百年选》的两册台湾小说卷，编选者是陈大为、钟怡雯。两位都是1969年出生，从马来西亚到台湾深造的学者。十多年前，有一次在本地良木园酒店参加研讨会，跑文学专线的《联合早报》同事张曦娜特地把笔者拉到陈、钟面前，见识华文文学界的“金童玉女”。
陈大为在本书序言中说，编选工作艰巨，回想两人埋首书堆的日子，很累，但“其实是快乐的”。字里行间，金童玉女的美态又一度浮现眼前。在华文文学的天地里，碧波共泳，长空比翼，说是人间仙侣也毫不为过！
然则，台湾向来所称的“国文”“中文”，目前何以又像我们新马那样，称为“华文”？《百年选》的总序指出，上世纪80年代，世界性的“华文文学研究”进入中国学术界的视野，并成为其囊中之物，垄断了这一领域的话语权。近十多年来，有些学者觉得华文文学是中共中心论的政治符号，必须另起炉灶，重新界定“华语语系文学”，把“中国”这一块排除在外。
然而，“华语语系文学”固然成为当前最流行的学术名词，但“它的命名过程很粗糙且漏洞百出”。与此同时，如马来西亚“花踪世界华文文学奖”（九届）的活动，却在台湾的视野中逐步消失。
“锁国多年的结果，曾为全球华文文学中心的台湾离世界越来越远。”总序说。这套书的编选目的，就是通过最小的篇幅，集中凝视华文文学的百年地景，包括社会的嬗变、人口的迁徙、文学思潮的冲击等，将此视野带进台湾书市，让学生与大众读者了解。
百年选集中的这本台湾小说卷，诚然是部精品。悦读的同时，也理解丛书总编的忧患之情。这些年来，本人曾参与若干“华语语系文学”的研讨会，只作旁听，不发一言，避免给“伪命题”浪费气力。但若探讨百年课题，我们恐怕就须意识到：从1912年成为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开始，到民国卅八年（1949年）国府迁台，“中华民国”对维系中华文化命脉始终是念兹在兹的。世界华文文学，怎甩得开“民国”这一块？
九歌另一系列，出了《106年小说选》，意味着民国纪年是一种文化遗产。民国一〇六年，即公元2017年。那是岛上某些“本土派”扭曲历史，污蔑1945年中国抗战胜利迎来的台湾光复，是“中国人下来压迫台湾人”，在华人之间划分鸿沟。其实蒋经国“革新保台”的政绩，早已洗脱外来政权之嫌。
文学，是岁月山河的记忆。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前静立片刻，便能怀想其中60多万件国宝，是怎样经过八年抗战，在陪都重庆蒙受日军狂炸之下严密保存，辗转来台。这在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重庆国府，是中华民族存亡关键。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大陆发生空前的文化大浩劫，“中华民国在台湾”，成了中华文化最后的生息之地。
“中华民国”是中华文化的一个辐射体。国民政府曾为世界各地的中文学校提供免费课本，学生时代的笔者也曾获赠来自“侨务委员会”编辑的一本《论语》。本地南洋大学改“英制”之前，民国留美学者为文理商各院系输送不少师资。长久以来，新马学子深造中文，台湾也是首选。上面所说的“金童玉女”，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除了南迁以及台湾本土作家外，大陆的重要作家，都把他们的重要作品交到台湾出版，小说方面，便有阎连科、阿城、余华、毕飞宇等，恕未尽录。诺奖作家高行健，大陆回不了，也曾长期在宝岛从事文学活动。东南亚作家李永平、张贵兴、黎紫书、黄锦树都在台湾培养；新加坡唯一的专业中文作家英培安，近年力作都在台湾出版。
文学离不开酝酿它的土壤和气候，如果没有中华民国，世界华文文学将失去许多亮点，黯然无光。海外心仪的名家，如余光中、白先勇、林海音，还有出身国军行旅的朱西甯、司马中原，都不可能出现。
再说，五四运动产生于民国八年（1919年），鲁迅、胡适都是民国人物。一度与诺贝尔文学奖擦肩而过的沈从文，毕生最重要的文学作品，包括近三百万字的小说，都是在1949年以前的民国时代完成的。固然，民国并不完美，白色恐怖。但有人问，李敖如果是在海峡对岸骂毛泽东，能否活到2018年？
（作者是本地退休报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