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浩：中国缘何在非洲取得巨大成功？

2018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吸引了来自非洲54个国家和组织的领导人齐聚北京，国际社会对此壮举议论纷纷。西方舆论面对中非合作取得的成功，内心感受可谓五味杂陈，批评指责中国的言论也由十多年前的“中国威胁论”“中国掠夺论”，进阶到当下的“新殖民主义论”和“中国模式不适论”。

总之，眼见中国在非洲取得的成功，西方政治精英从不认真、客观地思考中国非洲策略成功背后的原因，除了嫉妒、怨恨和攻击外，似乎还缺乏应有的道德冷静。那么，中国又缘何在非洲取得成功的呢？

首先，中非在各自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即有相似的痛苦经历，也有相似的斗争进程。在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事业过程中，中非是天然的命运共同体，也是同甘苦共患难的兄弟。

从15世纪开始，西方列强入侵非洲，对非洲大陆开始长达数百年的殖民主义统治。1415年，葡萄牙凭借海上优势，占领与摩洛哥接壤的休达岛（Ceuta），开启近代西方殖民非洲的历史。随后，葡萄牙国王阿方索六世在1668年把休达的控制权转让给西班牙，时至今日休达仍是西班牙的海外领地。到19世纪中至20世纪初，西方列强对非洲的殖民统治达到顶峰，约95%的非洲领土遭殖民掠夺、统治。直至1947年，非洲才有国家陆续开始独立，到上世纪60年代，大部分非洲国家摆脱殖民统治，标志着西方对非洲殖民统治的终结。

1940年“鸦片战争”后，清朝政府接受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巨额战争赔款、割让土地、建立租界、强逼开放通商口岸、建立殖民特权制度……中国由封建国家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才完全废除一切西方列强强加于中国身上的不平等条约，宣告中国人民从此当家作主。中国与非洲各国在争取民族独立、国家解放的历程中，尽管选择的道路与方式有所不同，但目标完全一致，而且都为此付出了巨大牺牲，最终也都赢得了世界的尊重。

中国同情、支持非洲的遭遇和斗争，非洲也同样视中国为政治上的可靠后山。毛泽东曾在1960年5月初会见非洲20个国家和地区的社会活动家、青年代表时说过：“我们是朋友，我们是站在同一条战线上的，共同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非洲的反殖民主义、反帝国主义更具有世界意义。我们完全同情你们、支持你们；同时我们认为，你们的斗争也支持了我们、帮助了我们。”

值得一提的是，在“冷战”时期，尽管中国面临极其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但中国却从未想过利用非洲的反帝、反殖民主义斗争，而试图与非洲建立某种“盟友”关系。当时，一些受苏联影响极大、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制度建设上仿效苏联的国家，曾试图在中、苏两国间“倾向”中国，但中国并未接受。

中国始终认为，社会主义国家阵营中的理论和道路争论（内讧），特别是中苏争论，不应延展至其他国家和地区，更不应该成为其他国家为寻求政治结伴，而导致社会主义阵营分裂的另一根源（外扰）。从这点上看，中国从维护世界反帝、反殖民主义斗争大局、从维护国际主义运动及社会主义阵营团结出发，抛弃保全自身政治利益的短视和狭隘考虑，做出了有利于凝聚第三世界反帝、反霸权的长远和正确的政治决定。

中国对非洲正义事业的支持，也换来非洲对中国重返国际舞台的帮助。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1971年10月26日第26届联大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压倒多数，通过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席位决议。尽管没有证据显示毛泽东曾说过“是非洲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联合国的”这句话，但27个非洲国家投了赞成票，很大程度上也确实反映了非洲大多国家对中国的支持。

其次，中国对非洲国家的支持和帮助，不提任何政治要求、不带任何附加条件、不介入受援国国内事务，确保了中非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展开合作。介入他国内部事务，对他国指手画脚，是任何一个主权国家最警惕、最忌讳和最不可接受的问题，而中国却很好地处理了这个问题，把经济合作早已深植于政治互信之中。

中国援助非洲始于上世纪60年代。当时中国本着国际主义精神，在自身经济状况并不太好的情况下，仍然尽其所能帮助非洲国家。1963年开始，中国向非洲派遣医疗队，但援助的项目和规模仍极其有限。直到1970年后修建“坦赞铁路”等一系列大项目，中国对非援助才真正引起国际社会的注意。

坦率地说，西方国家从未因非洲大陆摆脱殖民主义统治而放弃援助非洲，但因西方国家无法摆脱强烈的“宗主意识”，援助非洲总是加带条件。最常见的条件包括：由威权统治逐渐向民主选举政治制度过渡、建立并完善多党议会制度、重视并改善人权状况、释放“政治犯”、解除对新闻和言论的管制、建立反贪污制度、政府开支透明公开、受援项目必须接受检查等等。

这些条件是对受援国国内政治的深度介入，甚至夹杂在“援助”中的“政治献金”还左右受援国的政权更迭，例如，向亲西方政治势力提供资金支持以便对执政党造成压力，这让非洲受援国深感国家形式上的独立，似乎永远难以摆脱国家主权受制于人的困局。

关于“附带政治条件”问题，西方学者也多有抱怨。其中，有舆论认为，西方倡导的“平等、自由、民主”是“普世价值观”，非洲国家在改善其经济状况、迈向现代化的同时，也应该改变个人独裁、贪污腐败和漠视人权的制度痼疾。

德国发展援助政策研究所（DIE）的学者斯文·格利姆（Sven Grimm）认为，西方国家提出的援助条件“要求政府与公民对话，保障基本人权，推进法治建设，并保障资金用到该用到的地方，这本是最基本的投资或援助条件，但不讨非洲精英的喜欢。”但显然，这种观点是在为西方试图“掌控”或“影响”非洲而寻找的一种借口，是居高临下为干预非洲事务做出的某种粉饰而已。

西方学者的另一个质疑是，中国其实也有“附带政治条件”，即要求非洲国家与中国建交时必须“承认一个中国原则”，没有正式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也就没有经济合作。这显然是把中国的外交基本原则与中国对外经济合作原则混为一谈了。众所周知，外交关系涉及国家的基本核心利益，涉及国家主权与民族尊严。

“一个中国”原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交往的基本原则和不可动摇的政治基础，它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和支持，这并非是中非政治或外交关系的“附加条件”而是“必备条件”，没有这个基本条件，双边往来也就缺乏共同基础。

对中国政府而言，那些与中国建立起正式外交关系的非洲国家，是对中国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的支持，在政治层面具有重大意义。因此，为了筑牢双边关系，中国愿意同这些国家展开各领域的务实合作，帮助他们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实质上这也等同帮助自己，因为至少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可以夯实“一个中国”原则立场，正所谓“政治搭台，经贸唱戏，百姓受益”。

最后，中非合作取得巨大成功，还源于中国对非合作的高速度、高效率和高质量。非洲渴望发展太多年了，而中国用快速行动满足了他们的渴望。

数字最能说明一切。据中国官方不完全统计，自上世纪60年代中到去年底不足60年间，中国已经在非洲大陆建成了5756公里的铁路、4335公里的公路、14个机场、九个港口、34座发电、10座大型的和约一千座小型的水电站。仅在“中非发展基金”的项目内，已经生产了1.1万辆汽车、30万台冷气机、54万台冰箱、39万台电视机和160万吨水泥，有100多个工业园区在建或已经建成，其中超过40%已经运营。

2017年，中非双边贸易额已经达到1700亿美元。中国还对33个非洲最不发达国家的97%产品实行进口免征关税政策。但西方国家呢？除了长达数百年的殖民统治，给非洲大陆留下的几种还在使用的“官方语言”和“议会制度”外，还有什么特别值得一提的东西吗？

直接投资方面，2011年至2016年，美国对非直接投资维持570亿美元（下同）不变，英国则由540亿元略增至550亿元，而法国却由520亿元下降到490亿元。中国由160亿元猛增至400亿元。2017年全年中国对非直接投资31亿元，接近2003年的40倍。日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又宣布，为了推动中非合作“八大行动”实施，中国政府决定再向非洲提供600亿美元支持，加上2015年底的首次向非洲提供600亿美元资金，不到三年中国已向非洲提供1200亿美元支持，这是西方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机构都望尘莫及的。

中国正以“党的意志+国家行为”鼎力支持非洲发展，因此政府资金投入、甚至债务免除，都无需经国家立法机关讨论批准就可实施。反观西方国家，动用纳税人的钱去支持别国建设，则需要经过漫长的讨论、辩论和议会投票通过，政府才可执行。两方相比，谁的效率高、谁的影响大，可以一目了然。

在日前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习近平提出了中非合作“五不”原则，即：不干预非洲国家探索符合国情的发展道路，不干涉非洲内政，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不在对非援助中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不在对非投资融资中谋取政治私利，北京为今后中非合作再做“加强版”政治背书的同时，又提出推动中非合作继续发展的八项新举措。

可以预言，在未来非洲大陆的商业竞技场上，中国仍将以其他国家难以匹敌的压倒气势和高效行动赢得先机。商业上的成功，亦进而必将为中非全方位紧密合作带来新的动力。

（作者是凤凰卫视资深时事评论员、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访问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