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成本问题不能用一刀切的方式解决，全面压低价格，真正帮助的不是低收入者，而是在津贴中高收入者，所以提供多元化的选择，丰俭由人，才能更实际有效地调节成本。
职总属下的社会企业收购本地咖啡店与食阁集团Kopitiam，一听到消息就猜想这不是个纯粹的商业决定。看了他们发出的文告，果然如此，第一段中就很明确地说，收购Kopitiam集团是贯彻职总创优企业合作社（NTUC Enterprise）的社会责任，确保新加坡人可以很方便地购买到价格合宜的熟食。
吃饭问题，向来是民生问题的重中之重，因此减轻人民吃饭的负担，是政府必须慎重处理的要事之一。新加坡不是一个农业国，食品原料主要从外国进口，转卖、转运这类成本一并计算，我们的食品价格自然不可能比原产地低。
为了确保食品价格不会被商家哄抬，造成生活费腾涨引发民怨，政府需要多管齐下做调控。在市场化经济里对价格进行监管，违反了自由竞争的原则，因此需要有一些介于政府与市场之间的机构，对市场进行调节，全国职工总会的合作社就扮演这样的角色。
职总平价合作社在调节物价方面扮演的角色，大家都很熟悉。它调节物价的方式包括提供价格比较亲民的选择，还尽量去开拓更多的货品来源地，增加货源和品种。
随着一些新加坡人较有能力购买更高档的食品与日用品，平价合作社如果一直只售卖价廉物美的货品，很难满足新中产们的要求，因此他们在一些私宅地区开设精品超市（Finest），售卖较高档次的日用品和食品，售卖的产品更多元化，让逐渐中产化的新加坡人有更多选择。档次较多元的Kopitiam，正好弥补职总富食客（NTUC Foodfare）的不足。
根据2010年的一项调查，有六成新加坡人每周在外用餐至少四次，隔了八年，这个数字只会增加，不可能减少。另外80%的新加坡人在外用餐地点是小贩中心或者食阁，确保小贩中心与食阁的数量充足和多元，是控制生活费调涨的一个重要措施。
新加坡人用在吃饭方面的开销和其他国家相比有多大？我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对比，勉强可以参考的是西方社会会用的“恩格尔系数”（Engel's Coefficient），它计算的是食品支出总额占个人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
2016年美国农业部经济研究局发布的全球各国和地区食品支出与恩格尔系数数据显示，新加坡的恩格尔系数是8.8%，只排在美国的8.3%之后，亚洲其他地方如香港、台湾、中国大陆分别为15.3%、16.1%、24.8%；贫困的非洲国家则大部分在60%以上。
必须说明的是，恩格尔系数计算的时候把烟酒消费加入考虑中，因为新加坡征收较高的烟酒税，如果不把烟酒的开销考虑在内，新加坡的系数很可能更小。
但是这些年来，我们还是不断听到食物价格太高的投诉，其实这不单是因为通货膨胀带来的真正价格上升，在很大程度上也因为人们的经济能力差异越来越大、工资调整幅度因行业的不同造成巨大差别，以及社会趋向老龄化，收入低或者没有收入的年长者当年留下来的积蓄，难以应付未来生活等等。
这种种原因使得生活成本问题不能用一刀切的方式解决，全面压低价格，真正帮助的不是低收入者，而是在津贴中高收入者，所以提供多元化的选择，丰俭由人，才能更实际有效地调节成本。
职总创优企业旗下原来的富食客的14家食阁、10间咖啡店和九个小贩中心，在本地熟食业中占比不大，它在熟食价格方面只能起着参考作用，没有足够的力量撼动价格。
如果成功收购Kopitiam旗下56家食阁、21间咖啡店、三个小贩中心和两个中央厨房后，整个熟食市场的景观将出现比较大的改变。单单Kopitiam平均每天就能供应35万份餐食，加上原来的富食客，粗略估计创优企业至少能供应全国10%的餐食，这么一来在调控价格方面的空间就很大。
职总的超市从原材料方面调控价格，富食客和Kopitiam可以通过摊位租金、统一采购、大规模的科技运用方面减低成本，对整体食物价格的大图景中，找到了一块重要的拼图。
此外，职总也能通过遍布全岛的食肆，掌握很多工作机会，为熟食小贩、小贩助手和清洁工人提供合理的工资以及技能训练。这些都是我们经济转型当中不容忽视的环节。
当政府或者政治色彩浓厚的职总参与太多的时候，必然也带来一些问题。民间企业面对财力和物力雄厚的政府，还有没有机会正常发展？如果要保持熟食领域的蓬勃，职总下来成为举足轻重的供应商后，应该设法采取更灵活的管理，扶持新一代有诚意的熟食新进，帮助本地小贩提升，而不止于在价格上做人为的调控。
职总是新加坡独特的“劳资政”三合一结合体，它的任何收购都不是纯商业的，下来它对食物的定价影响力越来越大。往后新加坡经济有什么不利的变动，职总需要细腻地处理民生与生活费的问题，否则当人们感到生活压力大时，它将成为最大的“出气筒”，人们对职总和属下工会的信任也会受到打击。
（作者是华文媒体集团新闻中心总编辑 hanym@sph.com.s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