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庄道
“下乡访问”也好，“亲民”巡视也好，总会引来异样眼光与“政治秀”之讥。政治人物立足本土，克服后殖民地的种种难题，理性施政，才是垂范后世的先机。
上回解读香港作家陈冠中的小说《建丰二年》，点出书中一处神来之笔，是说1979年12月10日的下午，“少总统”蒋经国与新加坡总理李光耀见面的情节。这个日期是虚构的，但李光耀自1973年起，便开始以私人名义到台湾会晤蒋经国，直至后者1988年去世，却是一段重要的史实。
本栏拙文见报后，随即奉接前辈新闻工作者陈加昌传来短信，说他所著《我所知道的李光耀》（玲子传媒，2015年9月，简称“《李》书”）曾详细述及“两雄相遇”的这件事情。我随即回应，这是多年来萦绕小弟脑际的大事，是不能不谈的，也必将借重大作。
顺道一提，1931年出生于新加坡的陈加昌，夫子自道，是位“传奇报人”。1973年，他创设了日文政经新闻社“泛亚社”。笔者与他的忘年之交，即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随后，他有关越南、柬埔寨、日本的中文大作，出版之后都一一饴赠与我。陈兄2005年退休，疏于通讯一段时日，最近重建联系，又蒙他惠寄《李》书，和新著《中柬风云60年》。
一般认为，李光耀与蒋经国两人都是“威权”型的政治领袖。又“私底下”秘密面谈，自然会引申出许多负面的联想。但是通过笔者的涉猎，又得《李》书一手资料，可以确认，如果没有这段“李蒋会”，亚洲“四小龙”之二大龙头不会如此迅速地形成，亚太区的政经史也会改写。
“李蒋会”到底是什么回事？2015年3月间，李光耀辞世，曾担任蒋经国英文秘书、目前为亲民党主席的宋楚瑜对媒体说，当年，李曾随蒋到南投溪头视察，李用闽南语跟台湾乡民谈话沟通，引起蒋的羡慕。蒋当时只能说江浙口音的国语，于是下定决心学闽南话。最后虽然仍不会讲，但总算听得懂。
由此反映，取长补短，互为借鉴，是两位领导人建立终生情谊的基础。然而，“下乡访问”也好，“亲民”巡视也好，总会引来异样眼光与“政治秀”之讥。政治人物立足本土，克服后殖民地的种种难题，理性施政，才是垂范后世的先机。
据陈加昌《李》书记述，李光耀对“老总统”蒋介石的认知，主要来自英文书本（笔者按：多为左派），以成败论英雄。蒋介石辞世时，蒋夫人宋美龄还为李的一句“世界缺少了他也照样生存”而表示不满。但13年后蒋经国逝世，李光耀却潸然泪下，而“新加坡对蒋经国之丧表达的敬意，在（对）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示出的礼节中似无前例”。
《李》书以很大的篇幅，述说新加坡建国以后，台湾如何不遗余力协助新加坡建立三军，巩固国防。书中指出，李光耀在他各次回忆中，都曾表示不可对台湾的帮助“饮水不思源”。因而，本书对2013年新加坡报业控股庆贺李先生90岁寿辰出版的《李光耀图片人生》，以及陈淑姗所著《吴庆瑞传略》，都遗漏了台湾，遗漏了作为“好朋友”的蒋经国，表示遗憾。
不错，直话直说，是“传奇报人”的风格，本人深切理解。
或问，“李蒋会”的过程是漫长的15年，新台两地的对口单位是“国防部”和“国安局”，双方也推行防务上的“星光计划”，从秘密到公开，中国大陆为什么一直表示“默许”的态度？笔者认为，那是神州大地本身政局演变所决定的。
无可否认，毛泽东与周恩来时代，中国对“李光耀傀儡政权”是敌视的，对台海彼岸也剑拔弩张。然而，内耗凶猛的十年文革，却让中国自顾不暇。关键时刻是1978年，毛周已逝，文革结束，复出的邓小平确定了改革开放的道路，访问新加坡，借鉴新加坡的经济发展。当时的李总理向邓提出，新中建交，先决条件是中国停止输出革命。
台湾方面，蒋经国1978年出任总统职，十年任内，结束了蒋介石时代国民党赖以建立治权的“反攻大陆”政策，实行“革新保台”，开动十大建设，培养本土人才，并解严解禁，使民主化更进一步。同时，这使得国民党有机会继续立足台湾，而海峡两岸关系也告缓和。
蒋经国晚年时，邓小平更以“留苏老同学”的关系，向台海彼岸伸出橄榄枝，而李光耀也乐于从中调停。蒋经国相应作出开放老兵返乡的举措，带来两岸旅游探亲的自由。只是1989年，北京发生了“六四”事件，使得这一融合进程产生波折。因此有人说，两岸关系不在“一国两制”，而在“一国良制”。
近年来，秉持“非共”政策的新加坡为中国大陆提供行政人员的训练，与台湾的商贸旅游关系也颇密切。据闻台湾（中华民国）每届总统候选人都会到新加坡来，考察本地的政经体制。
总括一句，前人种树，后人只能遮荫乘凉。在民主机制中，没有一个政党可以不经选战陶冶，光靠前辈的“威权”，便能传宗接代。最近哈莉玛总统对新加坡第四代领导层说，他们将由自己争取国人的信任，相信就是这个意思。
（作者是本地退休报人）
